肖擎：医疗卫生事业需要人文回归

    本报评论员 肖擎 
 
　　新医改方案发布引发的社会热度仍在持续。

　　研读方案，可以发现，“人”的主体性在医改第一原则中高度显现，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医改新方向的大前提和大背景。

　　任何医疗制度的变革，都是对人类自身健康关注的结果，都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意义。中国重启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当然要解决纷繁复杂的医疗问题，在具体操作方式上也要寻求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新医改是中国卫生服务体系的再造，是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深层次改革。整体格局上的调整，关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未来走向，我们秉持何种精神，坚守何种价值立场，都在新医改方案呈现的广阔认识空间之中。

　　2400多年前，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创立“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这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职业道德。而中国的《黄帝内经》，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也都有类似的规约。这些规约体现着医疗的人文精神，因为人文内涵的浸润，医学才不至于被技术割裂，不同地方的人们从事这个职业，不论医学形态如何发展变化，都有一些基本的人文因子，使医疗成为守护人的生命健康的稳定力量。

　　但今天我们身处的现实正在偏离这样的方向。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问题早已显露，不少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客观而论，这些问题既包括国际性的普遍问题，也包括中国特殊国情之下的问题。从国际范围看，药品和技术的进步越来越明显，医学作为一种科学，追求技术上的精进的倾向趋于明确，重视疾病，重视器官，而不重视一个人的整体，人文内涵的缺乏可能是一个共性问题。从我们自身来看，更主要是因为医疗改革长时期“市场化”，公共医疗日益逐利化，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医疗不足与过度医疗的问题同时存在，职业道德滑坡，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难题出现，这些也使得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主体身份越来越暗淡。

　　立基于现实，我们必须重申一种主张，医学是“人学”，不是简单的器官学，也不是简单的疾病学，医疗卫生事业在投入加大、技术升级、产品换代的进步之中，更加需要人文回归。任何与“医”有关的语词，都带有浓烈的人文意味。医院、医生、医学、医疗，带给人们的感受应是温暖和抚慰，而非恐惧和不信任。如果说我们过去讲医疗的人文情怀，可能只是医德医风层面的问题，现在，医疗的人文内涵则包括在面对生命时，我们抱持什么样的考虑，人是作为工具还是作为生命个体看待，人是欺骗和伤害的对象，还是高贵的主体，我们对生命是否抱有敬畏的信仰与虔诚。

　　医疗卫生事业是人的事业，仅有医疗卫生体制本身可能还不够，它还需要根植于内心的素养，需要无须他人提醒的自觉，需要把“人”作为医疗事业的最高目的，惟其如此，医改才能成功，人们才有幸福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