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死”、“躲猫猫”能否催生逮捕制度变革

　　蒋立冬 绘

　　云南“躲猫猫”事件刚刚平息，看守所又冒出个“做梦死”的事件。据《楚天都市报》4月1日报道，家住汉阳郭茨口的李文甫向记者反映，其50岁的哥哥在江西九江看守所关押期间猝死。九江市看守所向记者介绍，3月27日凌晨1时53分许，李文彦睡觉时做噩梦喊不醒，后来发现脉搏微弱，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九江市庐山区人民医院的死亡证明书显示其为“猝死”。

　　“做梦死”的真相究竟如何、看守所是否负有管理责任，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对这些犯罪嫌疑人慎用刑事拘留或者逮捕，不被送入看守所，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后来的非正常死亡？

　　在云南“躲猫猫”事件，我们注意到，李荞明之所以被关入看守所，是因为他偷偷上山砍树换钱，对于这种轻微违法行为，即使是涉嫌犯罪，公安机关有必要进行刑事拘留吗？“做梦死”的事件中，李文彦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不过，李进入看守所以来，身体一直很虚弱，3月13日、23日、25日，因李文彦自称头晕、腹部疼等原因，先后3次接受检查。

　　事实上，像逮捕、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许多法治国家特别强调“慎用”，在许多国家，就确立了“羁押为例外、保释为常态”的基本法律原则。在这些国家，类似我国刑事拘留的措施称之为“逮捕”，但警察通常只能限制犯罪嫌疑人24个小时，最长的是72小时，就必须移交治安法官。而类似我国逮捕的“羁押”，适用上比较严格，只要犯罪嫌疑人不逃跑、不妨碍作证、不再危害社会，都可能得到保释。例如西班牙的法律明确规定，羁押必须针对的是可能判处6年以上的监禁的重罪，如果对判处较轻的案件要适用羁押，法官必须有一定理由，比如犯罪嫌疑人有前科、具有重新危害社会的情形和同类犯罪发生的频率，等等。

　　我们国家对于拘留适用比较宽泛，但对于逮捕要求也更为严格，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3）有逮捕必要。不过，我们的办案机关往往重视前面两个条件，而往往忽视最后一个条件，导致我们对逮捕的适用率特别高。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刑事案件的逮捕率是90.2%，之前的3年分别是91.6%、90.5%、89.2%。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许多法治国家——羁押的适用率通常在40%左右。个中原因，刑事拘留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缺乏外部监督；而逮捕，除了法律对于“有逮捕必要”没有明确规定以外，主要在于我们的逮捕并没有形成司法程序化，逮捕的批准权主要由检察机关行使，而检察机关又主要通过审查案卷来认定，通过行政化审批的操作来做出决定，在审查批准逮捕时，无须开庭审理，也不需要警方与犯罪嫌疑人当庭对证，没有律师出庭辩护，这使得犯罪嫌疑人有无逮捕必要得不到有力地阐述和辩护。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公安、检察机关提出了要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对涉嫌犯罪的企业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然而，慎用强制措施不仅应针对企业高管人员，也应针对普通公民，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平等，才能尽量避免看守所频发非正常死亡事件。这首先要完善我们的刑事拘留和逮捕的条件，要明确确立“羁押为例外，取保为原则”的制度，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下，即使涉嫌犯罪，也不能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其次，要改革拘留、逮捕制度，要建立拘留、逮捕司法审查制度，拘留一般应当持有法院的批准证，紧急情形下拘留应当送法官批准，而逮捕应当以法院开庭审理方式进行裁决，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有权到庭辩护；再次，在对于拘留、逮捕的法庭审查中，如同在审判程序中应当增设单独的量刑程序一样，在拘留、逮捕的审查中，也应当建立专门讨论拘留、逮捕有无必要性的程序；最后，要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已经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符合一定情形下，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重新审查有无拘留、逮捕必要性，更为周全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作者系江西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