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就业之难不在结构在总量

    大学生就业是个难题，谈大学生就业也是个难题。但前一个难题，难于后一个难题。如果我能够有解，就不该在这里说话了，而应当被请到会议室里献策。当然，现在献策也有很多，是不是能够产生效验，还是不敢令人乐观的。

    因为这个难题的存在，谈论大学生就业自然就不能如意，不仅端不出解决的办法，而且很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毕竟我是有职业的。如果把我放到闯职场的境地里去，怕是一样无可奈何，勇闯不成，智闯也不成。

    这有些像散布消极情绪了吧，但其实不过是面对现实。我想，面对新毕业学生签约只有一成的最新情况，还是让人能够接受暂时无法就业的事实为好。生存始终会是压力，未获职业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但不要再说“只要努力找，总是能找到”了，那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安慰，他不相信还好，真要相信了，可能强迫自己承认是找得不够努力，从而对自己评价过低。

    总有人讲大学生就业问题，是“结构性”的。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结构性”，是说某些专业难，某些专业不难吗？可能也能举个把例子，但请看看几百万急得乱跑的毕业生，再来谈结构吧，结构性的缺口有多大？结构调好了，能够容纳得了这几百万人？或者如有些人说的，真正水平很高的人还是受欢迎的。这简直就是没有天理，要多高水平，得诺贝尔奖的水平，当院士的水平，还是做CEO的水平啊，人家是就业，你要他高到什么程度呢？

    当然，“结构性”说法的另一个极端，又要说“基层就业”、“边远地区就业”。这是很奇怪的，岗位不够就是不够，但不愿说，只说“结构性”，为了验证“结构性”，就要么让他高到天上，要么要他低到地底，真是“高不成低不就”，有什么意思。现在农民工都找不到工作了，还要低到什么地步才足够找到工作？

    大学生就业难，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高校扩招。高校扩招不扩招，总有这么多人要进入就业年龄，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是大学生就业难或者中学生就业难而已。对于这些新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来说，总体而言，就是就业难，不是大学扩招，是大学生就业难；大学不扩招，是中学生就业难，区别只在于人们意识中会觉得大学生应该就业，而中学生可以不负责其就业。

    “知识改变命运”，做招生广告可以，这个广告也不太听到，大概是就业难，使得人们也不好意思再说“改变命运”了吧。学费交了，知识学到了，但如果不能就业，对不少学生家庭来说，命运的方向就是往下改变。但如果实现了就业呢，命运的方向就向上了。因此，读大学越来越像是一个“机会赌博”，就业与否是赌博成功与否的关键。就业未能实现，所失胜于未读大学；但就业完成，所得远胜于未读大学。

    大学扩招，国家获得的是什么呢？更多有良好教育的国民。这个收益，比无数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应该是更大的。然而，正因为大学生家庭承担了巨大的投资，而且大学毕业应当获得职业也是举世而有的社会意识，因此，大学生大量不能完成就业，不仅造成投资的浪费和知识技能的浪费，而且长期而言对社会将是爆炸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大学生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比例并不算太高，但其就业问题要摆在首要位置。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没有。那么多专家都在想办法，又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不可能比专家们高明。现在来看，想出来的办法，多是缓解。“学士后”、“硕士后”、“见习基地”、研究生扩招等等，不要说不是根本办法，总有一点延后作用。延后时间有长有短，算是等着经济复苏吧，复苏似乎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大学生就业难，危机前就有，危机来是雪上加霜，但如能复苏后，至少扫走雪上的霜，也是好的。至于当船娘、当猪倌、做保姆等等，无非是说大学生可以去做任何职业吧，可以的，但未可指望这会成为解决办法。

    长远看，社会和经济都要发展的，会提供就业机会，而且从自然规律来说，劳动力是要更新的，这都是历史性的。短期看，不管怎么弄还是难，但避免让就业问题与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产生叠加震荡，这大概会是政府最基本的考虑。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