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智慧解决当前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中国采取了一种渐进式改革开放路线，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渐进式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正在弱化，今后需要在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是阶段性和周期性的，三至五年后又会出现高增长。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滞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而引起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恐怕在短期内难以解决，而且当前经济增长下滑还有可能加剧这些矛盾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化解这些矛盾。

　　改革四问

　　矛盾之一：“三驾马车”（指投资、出口、消费）严重失衡与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多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很快，但增长的结构却没有改变，还出现了“两高一低”现象，即“投资高、出口高、消费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需求结构？核心原因就是中国有持续的高储蓄率。到2007年，我国的储蓄率已经高达51%。目前我国人民币储蓄额已经超过48万亿元。储蓄率高表明我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偏低，而用于储蓄的比重偏高。多年来，我国每年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远远低于当年增加的储蓄额。比如，199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2269.8亿元，而当年储蓄额增加了13081亿元，储蓄增加额是消费增加额的5.7倍。到200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19278亿元，而当年储蓄额增加了76800亿元，储蓄增加额是消费增加额的四倍。按照经济学理论，在长期时间里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必然会带来高投资。因此，长期以来国民消费增加额小于储蓄增加额，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储蓄越多，投资越多；投资越多，产能越多；当产能在不断快速增长时，如果消费赶不上生产，必然会增加出口；出口增加外汇储备也会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又导致增加人民币超经济发行。最后，经济生活中的货币供给必然大大增加，并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从1999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4.1%，而货币供给却增长了236.5%，即使扣除改革过程中的货币化因素，货币供给也是偏多的。

　　目前，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需求大幅度下降，使得中国出口连续三个月出现负增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由高储蓄支撑起来的高投资、高产能、高出口循环链条将被完全打断。此时，如果国内消费增长不足以弥补出口下降部分，我国的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为什么老百姓总在不断增加储蓄、而不用于消费呢？我认为首先是我国的收入政策、消费政策不合理引起高储蓄、低消费。收入政策不合理反映在，一方面想增加消费的人收入不高，另一方面是收入高的人又不想增加消费，而是增加储蓄；消费政策不合理反映在，一些改革、政策安排忽视甚至抑制了消费。第二，现有的财税体制在财权和事权配置上不对称，刺激了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工业，而忽视服务业的发展，造成投资和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第三，金融制度安排有利于增加生产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生产，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不利于消费。国有企业、大企业借钱容易，扩大生产规模迅速，但他们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少。而中小企业、农民贷款难，但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和农民在创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贷款难必然影响就业和创业，也影响收入和消费。同时，金融机构用于工商贷款比重大而用于居民消费贷款比重小，也影响了消费增长。第四，社会保障因素制约。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是一种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的结果。什么时候建立了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不需要存那么多钱，家庭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就会增加。此外，中国是东亚文化，老百姓历来就有节俭的传统习惯，少花钱多办事，多储蓄少消费。

　　按照当前的情况，要转变“三架马车”失衡的问题，应该稳步提高消费率，促进社会需求结构快速转变。可如上所述,要启动老百姓消费，我们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我们的收入分配政策、文化观念、消费环境、社会保障因素等严重制约消费，一时还改不过来；二是我国的投资率、消费率、出口增长率“三率”结构转换的拐点可能要来得晚。笔者曾对世界24个大国1970—2003年人均GNP从500到5000美元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都经历了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多数国家在人均GNP2000—3000美元时出现拐点，但亚洲国家一般要在4000美元之后才会出现拐点，因为东亚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消费结构转换滞后。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000美元左右，距4000美元还有一个时段。因此，目前要加快改革步伐，从制度和政策上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国民消费率偏低和投资率偏高的倾向，鼓励老百姓增加消费。

　　矛盾二：收入差距扩大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矛盾

　　当今世界，有三种收入分配结构可供选择：一是“上大下小”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二是上下一般粗型的“筒状型”结构；三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第一种收入结构差距大、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不稳定；第二种平均主义严重，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社会发展没有活力；第三种较好地体现了效率与公平，资源要素配置效率高，经济社会发展有活力，中间人群占多数，收入差距小，社会稳定。目前，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选择了第三种收入分配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三千美元左右，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既表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也表现在再分配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市内部群体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群体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曾有专家测算，目前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吉尼系数已经达到0.458。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是由发展阶段决定；二是因社会各个群体参与市场竞争机会不均等；三是竞争过程不公平；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面对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初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让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要基本消除。这种政策安排实质上意味着未来我国要选择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显然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对繁荣经济、稳定社会是非常有利的。选择这种收入分配结构，我们遇到的难题是如何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制度上，培育和做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目前许多低收入群体通过奋斗进入中等收入者之列。这既需要较长时间，也需要一个科学的制度设计，更需要一套审慎细致的政策安排。

　　在当前经济增长从上行阶段转向下行阶段后，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更显突出。要想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培育和做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必须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二是制定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科学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度扩大。三是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创造机会公平。四是关注穷人和低收入者，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帮助他们增加就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矛盾三：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与转变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依靠大量投入资源、资本和劳动要素获得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中国的资源环境已经难以支撑这种工业化模式，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能否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上我们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美国一位著名环境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污染排放越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排放量越低，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时，排放量最大。当前，我国遇到了比先行工业化国家还要大的难题，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工业化大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既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要减少污染排放，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支付的成本要大得多。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如何才能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模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需要制度、体制改革，也需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措施推动。

　　矛盾四：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减弱

　　30年来，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路线。在改革路径上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方式，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通过农民、工人的改革创新，成功以后被认可，然后向全国推广。在改革开放的顺序上，采取的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政治等其他领域。在改革进程上，采取了局部试点，先点后面，循序渐进地推动。在利益结构上，采取了一种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办法。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广大人民群众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但是，这种改革开放的特点也决定了收益群体从改革初期到后期受益阶层是有变化的。改革开放初期，搞土地承包、车间承包，农民、工人先受益；但随着时间后移，改革从下层向上层延伸，从农村转向城市，精英层受益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和工人受益越来越少，甚至边缘化，特别是到改革后期垄断部门和公共权益部门的改革，使得精英层的受益要比其他阶层大得多。同时，渐进式改革到后期还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有些集团利用公共资源，形成了强势集团，当改革到一定阶段，他们利益达到足够大时便不愿推进改革，甚至还以改革的名义，强化自己的利益。面对这种利益结构变化，在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方式。

　　下一步的改革怎么走？

　　不管中国近期或者是长期所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阶段性和周期性的。这种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过快形成的“成长中的烦恼”。只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就可以解决。

　　回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能够成功？老百姓为什么拥护？本人认为在三个领域里的改革值得历史记载。第一，让农民有地种，让穷人有饭吃。第二，让千万精英通过公平的高考制度，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使我国的行政体制建立起一种有生机的轮换制度。第三，实行对外开放，大量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三个领域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经验是改革开放让农民有地种、让穷人有饭吃，让精英有实现社会价值的公平通道。

　　因此，笔者认为今后30年里中国还应该紧紧围绕这两个群体进行改革：第一，怎么保证穷人或者弱势群体有饭吃，有岗位就业，有社会保障？第二，怎么使社会精英充分发挥他们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公平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今后在改革上首先要重新寻找新的改革方式，采取一种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来设计改革，推进改革开放。

　　建议具体改革措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改革，通过改革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

　　一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措施。从目前情况看，启动内需的十项重大举措里投资措施多，强度大；消费措施少，力度偏弱，对中小企业的措施力度不大，下一步宏观政策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消费的政策支持。货币供给政策既要保持宽松，特别是要提高M1的增长速度，同时还要防止过大波动；财政政策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要利用当前机会，多发一些国债，多搞一些民生工程。支持一批中小企业发展，就会创造可观的就业岗位；在农村修一条路，就会带来农民大量购买摩托车；建一个无线通讯设施，也会带来农民大量购买手机。

　　二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一是出口不能总依靠美国和欧洲市场，要开拓新兴市场；二是拓展国内需求结构空间，刺激国内消费。在全国农村继续扩大家电消费补贴范围，推进“家电下乡”的基础上，一方面可将现行政策从每户每年购买家电仅补贴一件扩展到补贴两三件，另一方面补贴国内机电产品消费政策也要瞄准城市低收入者，城市低收入者购买指定产品也可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三是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各级政府应从财政中拿出一批资金，以贴息或投资补贴等方式专门用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改造。

　　三要抓住机遇，加快推进体制改革。首先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更多地利用经济、法律手段协调管理经济发展，为企业、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减少行政干预，对国企要“限权”，限制进入市场竞争领域，防止过多地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对民企要“扩权”，公共资源分配要公平，公共服务要均等，推进市场公平有序竞争。其次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新型公共财政体系。围绕转变发展方式，构建财税政策支持框架。依经济周期变化，积极发挥财税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支持国内消费方面的作用，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可再行提高个税起征点；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向环境投资，支持节能减排等。同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探索发行企业短期债券，调整信贷结构，创新金融工具，增加消费信贷规模，鼓励民间金融发展。

　　四要利用国债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乡居民的消费成本。围绕教育、医疗、养老、救济、就业、分配等问题，建立城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实现“十七大”的五有和“两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社会保障是一种预防性集体储蓄，依据“大数定律”，它明显低于家庭预防性储蓄，降低全社会储蓄率，刺激社会消费。

　　五要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从宋代以后，之所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越来越衰落，西方文明越来越发达，笔者以为关键在于西方文明文艺复兴后找到一个通过非暴力革命的方式不断自我修复社会而获得生机，而中国从宋代开始都是通过精英和农民结合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旧政府，建立新王朝，由此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成本，既把一些原本优秀的制度因素抛弃掉，又毁灭了大量财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找到一条通过非暴力革命的道路，即以改革创新来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是30年来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因此，今后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改革，创新改革方式，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通过深化改革，科学地配置权力结构，更好地体现民生和民权，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和谐稳定服务，为和平崛起服务。可以相信，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必将迎来最辉煌的发展时期。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