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反思中国式“有罪推定”思维

　　如此的“有罪推定”思维，本质在于民众缺乏诉求权益的渠道，责任追究机制和赔偿机制亟需加强监管和完善。司法系统仍然与行政职能部门、大型国有集团存在利益上的千丝万缕联系，权钱联姻容易使责任的追究成为单方面行为，使得民众成为利益集团间妥协的牺牲品。

　　今年1月14日，东莞的詹师傅高高兴兴到银行取钱回老家办婚事，谁知一捆1万元的钱中少了1300元，詹师傅当即要求银行柜台人员换捆钱，却反被银行怀疑诈骗送到警察局调查了3个小时。（据2月10日《南方日报》）

　　平白无辜又是结婚前夕蹲了派出所，任谁心里都相当窝火。既然警方事后证实不是储户的责任，那么当然是银行出了问题。

　　遗憾的是，笔者却没有看到事情有任何积极的进展，在事件中警方对储户进行雷厉风行的调查，换到银行身上却不了了之，对弱者的严厉苛刻和对强者的过度宽容，为中国式“有罪推定”做了绝佳的注脚。

　　所谓中国式“有罪推定”，指在国有大型企业、银行或政府行政职能部门与民众发生矛盾时，倾向于首先向民众问罪，偏见地对普通百姓持有怀疑和监视的眼光，却疏于自省、自查和自我监控。

　　近几年来，中国银行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最新的全球银行市值排名中，前三名均为中国的国有银行。但显然中国的银行服务意识和技能水平与其国际地位并不相称，伴随规模急剧膨胀的常常是管理混乱、人员素质欠佳，银行一味推托责任到储户身上的乌龙事件时有发生。

　　面对公众的指责，银行不时出面道歉，但很少对储户进行实质性赔偿，警方和法院事后也鲜有真正对国有银行追究法律责任。

　　如此的“有罪推定”思维，本质在于民众缺乏诉求权益的渠道，责任追究机制和赔偿机制亟需加强监管和完善。司法系统仍然与行政职能部门、大型国有集团存在利益上的千丝万缕联系，权钱联姻容易使责任的追究成为单方面行为，使得民众成为利益集团间妥协的牺牲品。

　　换一个角度想，倘若任由银行这种“有罪推定”的思维延续下去，极易促使更多的民众走上对立面。对于类似事件的评断，同样不辨是非，将责任一味推给银行、职能行使者，对于精英官员阶层、国企高管积聚不满和排斥的心理，那么潜在的社会风险将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