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动在城市的“非市民”

　　据《南方日报》2月8日消息，第二代农民工多半不愿返乡，已习惯城市不会种地。消息来源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抽样调查，发放问卷9万份，回收80117份。

　　农民工问题有许多视角，公安部门做调查，关注点自然是在“治安隐患”上。

其实，这几乎也是城市看待农民工问题的基本视角。从数据看，春节后往粤外来人员中，四成目的地为广州，如果找不到工作，会有六成受访者选择留下一段时间。警方对可能的治安压力表示担忧，社科研究人员则表示第二代农民工应最大限度吸纳，第一代农民工应积极鼓励其回乡创业。

　　农民工问题在经济寒冬来临时显得突出，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群体数量庞大，如果陷入无业流动在外的状态，会使人产生社会稳定性的忧虑。我只能说，农民工长期以来的境遇，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令人忧虑的后果，而当这个忧虑只要稍稍隐性一点时，人们就宁愿不看这一点，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应当说一直在受控状态下进行，有人从中看到“没有产生贫民窟”的效果，但这一效果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因为农民工，也就是那些需要被城市化的人，事实上一直被定义为“非市民”，他们被视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而现在人们发现，他们已经挥之不去了，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

　　世界历史上，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的事实，在一些地方甚至城市化的进程比工业化进程更加迅速。但在中国，农民工被吸纳到工业化进程之中，而未被城市化。他们在流水线上工作，但城市不是他们的家。法律上，以及社会管理上，他们不是市民。而在心理上，农民工却不再是农民，尤其第二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长大在城市，他们心理上的家乡不是父母的村庄，而是父母打工所在的城市。哪怕排除城乡收益上的差别，第二代农民工仍然不会回到农村。

　　当流水线仍然开动的时候，被工业化吸纳而未进入城市化进程的这些人，似乎不是问题，想象中他们仍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而事实上发生的只是“招之即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不仅没有被视为问题，反而被视为一种优势，因为这些身份低等的人既好管理，又只需很低的工资。但流水线忽然停下来了，“挥之即去”却不再能够实现了。这就是农民工问题摸着石头过河直到今天的情形。

　　专家说，“第二代农民工接受新事物能力强，通过多年在广东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对农村的单调乏味的生活环境已经不再适应。即使返回农村，他们已经不会种地，基本丧失了农业生产的技能。即使金融危机来袭，他们还是想方设法要去大城市。”我想，这些话说的哪怕不能说是错误，至少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第二代农民工虽然在法律和社会管理上不属于城市，但本质上却是城市人，既然如此，很难说“对农村的生活环境已经不再适应”的问题。对一个城市人来说，有什么理由设想他需要去适应农村生活呢，又有什么理由希望他们拥有农业生产的技能？何况，以中国的耕地资源和农业收益来说，难道足以承载第二代农民工返回土地吗？

　　那些处身于社会保障之外的人，构成了国家的“比较优势”。流水线停下来了，“优势”迅速变成了“隐患”。我想，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恐惧，那些未受公平对待的人，因为机器停止运转而可能影响到治安。修补社会政策吧，让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吧，继续把未受公平对待的人们的痛苦视为“发展优势”，代价一定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