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就会想起儿时。想起儿时,就会想起那些老旧的物什。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消失的时候不声不响,猛然记起才发现久已不见。
我想,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免如此。即使像我90后的女儿,也会记起小时候生活过的街区的景象不可再见到的吧。
又记起小时候她是那么爱坐摇马,一块钱的硬币投进去,就有她的欢乐。现在的街边仍然有摇马,播的还是那些儿歌,但上面不会再有她,而是比她小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仍然存在的东西,应该也是可以让人感慨时光匆匆的。
大年初五,住在乡下的朋友告诉我村上有皮影戏演出,当晚赶了过去,感受到的跟小时看的大不一样。记忆中的皮影戏演出,总是人潮如涌,戏台高筑,露天的场上观众上千人乃至几千人,哟喂子哟的渔鼓调听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如痴如醉。现在看到的,一台演出观众最多百来人吧,几乎见不到一个青年。
故事仍然精彩,那是演过几百年的故事,仍然是沔阳渔鼓和沔阳小调,仍然永远不会重复的顺口编出的唱词,仍然是野趣横生的插科打诨,仍然是不时夹杂着的现实生活以及化作一笑的社会批评。然而,观众正在变老,艺人也在变老。观众和艺人都会继续老下去,一个文化品种也许就永不再来。
也在做非物质遗产保护,但是保护之中的不过是遗产而已。它离不开保护,就表明它脆弱易逝,保护是人力,逝去是“天意”,它是标本馆里的一份子,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你可以保护皮影戏,却很难为它保护出一个观众群。
母亲唱的沔阳小调、莲船调、渔鼓调、花鼓调,这就是我最早听到的音乐。现在,母亲们不会再以乡土来哺育孩子,无论食物还是精神,孩子出生以后得到的都将是“标准产品”。仍然会有怀旧,仍然会有乡愁,这是永远的,谁也不会错过,也无法错过。但我想,慢慢地,不同人的乡愁将仅仅是空间场景的差别,怀旧更不会有乡土的特性,而是彻底的时间变换。
乡土性正在被剔除出人们的生活,无论在城市,在乡村,都是一样。城市与乡村,将开始被视为不同的文化进化阶段的标示,而不是可以并存的生活样式。城市和乡村,无论物品还是文化趣味,将是作为不同档次的消费品被生产,生活的意义也因为消费档次而分档。现代化令人欢欣鼓舞的方向,预示着差别性的消失,区别被视为一个多余的概念,平等很容易被理解成把人们拉平到同样的特性上,而不是在不同特性之间予以同等对待。
在城市里,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同样的餐饮,同样的建筑,同样的音乐,同样的时尚,同样的色彩,甚至同样的地名,不同的只是城市的名字,以及或多或小的无法更改的自然风貌。一个叫武汉的城市,与一个叫上海的城市,有什么差别呢?不过是“发展水平不同”而已,在这个标准下,武汉是无意义的,上海才有意义,甚至上海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上海比起纽约,“发展水平”又不同。有意义还是无意义,是由“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大家都在看准那个“最高发展水平”而已。这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常见的城市认知。
这样一种等级性的地方认知,剥除了日常生活的意义,使乡村和乡村人、城市和城市人都变成意义的自我否定者。人们都在先进与落后的阶尺上自我定位,从而为自己的特性赋予落后的名称,人们的特性从而都是需要丢掉的东西。如果说还有历史感,也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也重视历史,而不是因为我们自身需要历史。这就是说,我们自身是不重要的,而怎样像一个世界发达城市是重要的。
对一个追赶中的社会来说,事情可能确实是复杂的。但追赶的过程中怎样确认生活的根基和生活的意义,乡土性、地方性是否是一个贬义词,值得思考。但是,我又似乎清楚地看到,最终人类大概还是会无奈地丧失掉乡土和地方,地球村真的会变成现实,这个村子里将是只有一种生活的,保持特性的努力类似无望的反抗。
对着全球化的未来,我踌躇犹疑,有时欢欣,有时又很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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