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教授”现象有点不尴不尬

　　“十教授”现象表明，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博弈已属常态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更加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由"十教授"吃力地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者，这值得深思。

　　 1月11日《信息时报》报道，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蔡恒进、党爱民等十名教授日前联名建议，给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1.2万元以下的家庭，每人发放1000元的消费补贴。

　　 看了这条新闻，我不禁哑然失笑：又是“十教授”！这段时间，以“十教授”的名义就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书”有关方面的可谓多矣。比如2008年12月1日，“十教授”上书建议扩大内需把提振股市作为切入点；2008年12月25日 ，“十教授”上书总理建议提高燃油税 ，“十教授”俨然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新现象。

　　 是“十教授”而不是“十工人”、 “十农民”、“十富豪”，说明教授这个群体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心忧天下，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就“上书”的内容而论，也不无可取之处，比如这次给低收入家庭每人发千元促消费的建议，虽并无太多新意，但总比那些认为只有继续扩大贫富差距，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建议要好上一万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要为“十教授”喝一声彩。

　　 不过笔者认为，“十教授”现象的最大意义还在于，教授们的高调和喧闹，反衬了另外一个群体不正常的低调和沉默，这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群体。与“十教授”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相比，我们很少见过以“十代表”、“十委员”的名义提出的类似建议，而他们是有代言民意之责的。在平时，我们很少看到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发言，只是在每年两会期间，才能看到他们建言献策，看到他们鼓与呼。

　　 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体制内享有表达优势的人们，却不能充分、有效和快捷地反映民意，舞台的中心就这样被“十教授”们不尴不尬地占据了。“十教授”现象表明，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博弈已属常态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更加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由“十教授”吃力地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者，这值得深思。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者，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则应该通过自己的公民社会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比如工人通过工会等。

　　 当然，笔者绝不是说要剥夺“十教授”的发言权，而是说，他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发言，比如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发言时，不妨以教育工会会员的身份，如果当选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以代表、委员的身份发言，而只有在对学术问题发言时，才特别强调“教授”这一头衔——如此，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或许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