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的“反对”怎样才有效？

　　今年12月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反腐败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我们大家为克服全球性的腐败威胁作出贡献，他强调，反腐倡廉不仅是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因此，联合国今年提出的反腐败行动口号是：你的“反对”有效！显然，这是一个为你我 鼓劲加油的口号。对此， 我既不悲观（事实上，已有不少成功的公民反腐败行动，收到了一定效果，包括《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首揭三鹿奶粉 问题，虽然“发稿当晚紧张得无法入眠”，毕竟成功了），但也不乐观，因为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就会如本文标题所表明的，我们会犹疑：自 己的“反对”有效吗？

　　据德国哥廷根大学反腐败专家奥格拉贝克对德国腐败案件的分析表明，排在受贿人员前5位的分别是地方政府官员、大学教育部门、司法执法机构、医疗卫生单位和城建管理部门。这个分析结论很“有趣”，看来不论国家发达与否，涉腐重点行业都差不多，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在涉腐这一点上先与国际接轨了！最近，德国与美国联手查处总部在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在全球的行贿问题，包括其在华子公司行贿数千万美元的案件。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反行贿，我们对中国人最痛恨的受贿者可以顺藤摸瓜吗？人们拭目以待。从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的先例看，结果一点不容乐观。这个问题需要另文专门讨论，这里只说两个学校的案例。

　　一是《北京青年报》报道的，首钢高等技工学校的周老师，因为用副校长邮箱转发了校园网上一首打油诗，被市公安局内保局调查，随后学校对周老师作出了行政记过、扣发4个月效益工资的处罚。周老师不服，将学校告到法院，要求学校撤销处理决定。另一例是《中国青年报》报道的，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中国矿业大学的副教授王培荣，在网上实名举报该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涉嫌犯有“一夫两妻”等罪行，引起全国网民和地方党组织的重视，董锋被“双规”后正式逮捕，而王培荣并没有受到表彰和奖励，反落得“寒来暑往，王培荣还是没能留在中国矿业大学教课”，如今不得不以“到上海进修”名义闲着。王培荣说：“学校保护过我，这次可能是顶不住了。”两位教师的举报一个是冒名，一个是冒死，结局都不妙。

　　我早就不认为学校是什么“清水衙门”或“人类灵魂的摇篮”，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校园并没有抗腐的特殊功能。问题是校园里那些行为不端的人（不端不被监督就发展成腐败），之所以能打压“反对”的人，让“反对”失效，或者让敢于出头的“反对”者受磨难而威慑潜在的“反对”者跟进，关键就在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却打着“维稳”的旗号保护了行为不端的人。以周老师案为例，她传的打油诗（“校长一笑年薪高，二三十万入腰包，职称虽然没评上，捞钱本事不得了”），不过指出首钢技校这个北京市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领导不该享受远高于教师工资的企业高管年薪制；而按国家有关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都应该实行财务公开，校长工资本来就应公诸于众。公安局内保单位根本就不该花纳税人的钱管这个闲事：一个不涉国家机密、按章办事就很容易澄清的帖子，怎么会危及国家内政的安全而要内保部门过问呢？这与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动不动就让警察上阵对付群众，是一样的思路。至于谁能给中国矿业大学施压，让行政级别并不低于徐州市的校方给王培荣“穿小鞋”，说起来话就更长了，无非也就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老一套吧。

　　我举校园事为例说这么些话，初衷可不是要泄气——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从来就有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民族脊梁，而是想讨论我们的反腐败如何更少阻力更有效。经过这么多年，人们深知没有对权力的制约，社会也好，学校也好，反腐败要大见成效，几乎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