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转账证据”能否用于常态反腐

　　“山西检察院拘走央视女记者”仍是近日舆论焦点。据可靠消息称，杏花岭区检察院主要掌握了一笔通过银行转给女记者的22万元款项，而该钱被女记者购买了一台高级轿车。确凿证据就是检察院从银行提取了这笔款项的转账票据。

　　且不论太原检察院拘记者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也不论这22万元是否属于受贿，或者抓人是否属于报复性执法，这些扯不清的专业问题，让专家们慢慢打嘴仗去吧——引起我强烈关注的是太原检方发现记者“腐败线索”的途径：银行转账票据。检察院掌握了一笔通过银行转给女记者的款项并从银行提取了转账票据，于是才有了进京抓捕记者的底气。

　　通过“银行转账记录”掌握行贿受贿的腐败线索，依靠监控银行账户进行反腐，这是多么先进、有效、有威慑力的反腐手段啊，既可以及时、敏锐地发现腐败线索，又可以掌握确凿的证据——可惜在反这位央视女记者的“腐败”之前，公众似乎从未看到过有检察院在反腐上有如此神勇的表现。公众更多看到的是腐败暴露的偶然性、戏剧性和意外性，要么是贪官家中漏水的劣质水管偶然“漏”出腐败，要么是情妇反目爆出腐败，还有什么小偷偷出腐败、大火烧出腐败、搬家搬出腐败。

　　严格说来，这位央视女记者并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没有多少可寻租的权力和腐败机会，并非检察院主要的反腐对象——太原检方为什么对一个非重点的反腐对象有这么高的反腐效率，能通过银行转账记录发现采访过自身问题的女记者的“腐败问题”，这非常耐人寻味——不想追问这次无比神通的反腐行动中是否存在“报复性执法”，只想追问的是，“掌握转账证据”这么高效的反腐手段，为什么没有更多地采用到对官员的反腐中。

　　“掌握转账证据”确实是一种反腐利器，在西方的反腐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比如当初美国纽约州长斯皮策召妓丑闻的暴露，就源于“银行转账记录”。斯皮策案发，是因为他数次将自己在几家银行账户中的巨额现金划往高级卖淫团伙“皇帝贵宾俱乐部”的账户，从而引起执法部门的怀疑。旅美评论家林达后来在评论中说：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制度细节的设置，使得丑闻败露。

　　可惜我们的反腐一直在回避这个有效的反腐设计，回避通过监控官员的银行账户变动来洞察腐败线索——因为这不仅是单纯地监控银行账户，监控银行账户要在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可官员群体一直反对这个“阳光制度”的实施，所以反腐很多时候只能依靠一些意外事件。

　　不过吊诡的是，这种高效的反腐手段没有用到对官员的监控上，倒用在了一个很少有腐败机会的记者身上，真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