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婚嫁或许无助于当期的GDP和利润,却关系到整个国家未来的长治久安和活力,希望我们的企业管理人员和管理部门官员能够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
不知不觉间,据称发祥于上世纪90年代南京高校的“光棍节”俨然已经成为众多城市日益流行的新民俗了,1月1日是小光棍节、1月11日和11月1日是中光棍节、11月11日是大光棍节之类的说法日益广为人知,诸如“光棍节的12种庆祝方式”之类网络文章赢得了极高的点击率,一年一度的“中国十大光棍”评选居然也人气日涨……可是,这种富有戏谑色彩的“新民俗”得以形成并广泛流传,是否也折射了某种社会问题呢?我看是的,而且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光棍节”新民俗得以流行,前提是有大量男女未婚青年,特别是适龄男女未婚;而大量适龄人口未婚,首要原因是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适龄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社会适龄女性人口本来就太少,某些社会经济变迁又使得她们过度集中于某些领域、某些地区,这样既导致许多适龄女性难以寻找配偶,又进一步加剧了适龄男性求偶的难度。不久前,笔者参观位于上海张江园区的中国平安集团后援中心,在这个员工数以千计的地方,举目所见,几乎都是青春女性的脸庞;向工作人员询问之后,得知该园区集中的其他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大体也是如此。我当时就为此感到了深深的忧虑:我们的企业要追求利润,我们的主管部门、主管官员要追求GDP,追求政绩,他们是否关注到了这些劳动者的婚嫁问题?当她们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里之后,她们能否得到可以依托的婚姻家庭?即使在拉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地带,上世纪40年代,雇主们就已经把促使员工组建“常规家庭”作为其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并为此大量发动政府和教会的力量。
尽管统计数字显示,城市适龄人口中男性仍然多于女性,但女白领结婚难已经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以至于每次大型白领相亲活动上都是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对此,指责我们的同胞思想陈旧,不能接受女强于男,自是轻而易举;但这种指责无助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徒劳地企图改造我们的社会心理,而应该是寻求解决已经存在的大龄未婚群体问题,同时反思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力求在既定国民心态的条件下降低其继续发生的概率。
如果深入探究,我们可发现,我们的某些教育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造就和恶化了我国城市大龄知识女性的求偶危机。我们学制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入学年龄推迟,学制延长。假设有这么一位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白骨精”,按照现行学制,她必须满7岁才能入学,中小学各6年,这样大学入学时她已经19岁;4年后本科毕业,23岁;两年制硕士毕业,25岁;毕业后大致要工作3年左右才能站住脚跟,才敢考虑恋爱婚姻大事,这时已经28岁,错过了女性最佳婚龄,要求偶不得不面临很多额外的麻烦。假如中小学还是5年学制,6岁可以入学,那么,一个女性走完上述历程、在工作中站稳脚跟时是25岁,恋爱结婚还正当时。笔者兄妹都是5岁入学,小学5年,高中时遇到了两年制高中改为三年制高中,也没见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家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学制搞得那么长、把入学年龄搞得那么晚呢?他们在热衷于谈论这个那个素质教育的时候,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受教育者们首先要成人,然后才能成才呢?我知道,他们推行这样那样的改革都有一大堆理论支持,很多也是出于良好的意愿;但我同样知道,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用良好意愿铺成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包括物资财富的生产,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两者缺一不可,人口老龄化和伴随着的人口民族构成变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不会比地狱好多少,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掉以轻心!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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