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被押应引发对台式民主的反思

最新进展：陈水扁放弃上诉以示抗议 呼吁释放其他收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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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日下午4时许，在接受特侦组讯问6个多小时后，台湾地区前最高领导人陈水扁被检方以所犯本刑五年以上重罪，且涉案嫌疑重大，加上有串证之虞两大理由，声请羁押禁见，。

陈水扁虽然随后以自己遭法警袭击等理由百般拖延，仍旧无法阻止台北市法院在12日清晨裁定正式收押陈水扁。陈水扁走上警车无声高举手铐的一幕，也创下了台湾历史上卸任领导人遭收押的首例。
　　
　　对比22年前，陈水扁因为蓬莱案而入狱之时，是以公认的人权律师与民主斗士的形象步入监牢。彼时的司法为国民党当局操控，因为似是而非的自由言论而强判陈水扁以莫须有的罪名，反倒成就了陈水扁日后从政的最大资本。蓬莱案可以说是陈水扁从政之路的重大转折点，22年后的今天，当年的民主斗士却因为贪污受贿而在“民主政体”的司法下被羁押入狱，怎么说都是历史的讽刺。
　　
　　陈水扁的贪污犯行，虽然才刚刚进入司法程序，但如山的证据已经让他的辩词无可遁逃。在成为台湾乃至世界焦点之后，阿扁的境遇不禁让人们联想起过去二三十年因为贪污而获罪的东亚各国元首们，韩国的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分别在卸任后因为贪污和颠覆政权而被判处重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卸任后也面临贪污指控。不过陈水扁的羁押，却与上述这些领导人并不相同。
　　
　　全斗焕和卢泰愚之辈都是当年韩国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其统治也是以专制和威权为主。下台后遭遇清算可属于转型正义的一部分，显示出的是国民与政府面对过去威权历史的愤慨与谴责。对于独裁者的清算，无论如何都有其正当性的基础，何况全斗焕之流在威权下酿成光州事件，本已是千夫所指。但陈水扁出身三级贫户，一路艰苦奋斗，在党外时期筚路蓝缕，遭遇威权政体的无数打压，最终参选领导人成功，是完全以民意为依归，具备较充足正当性基础的领导人。但正是这样出身贫寒的领导人，在本应具备充分监督的“民主政体”下却爆出全家贪腐丑闻，比国民党专制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是韩国和印尼没有发生过的。当年猛打拉法叶弊案的反贪英雄变成今天贪腐阶下囚，让不少绿营群众有梦幻泡影之感。
　　
　　80年代专制的韩国诞生侵吞秘密资金的总统并不奇怪，一个有着自由选举，被西方国家誉为“东亚民主样板”的制度如何产生一位贪腐的元首才令人感慨。陈水扁在任的八年里，充分利用了“总统制”的诸多宪政弊端，从多数民意的代表摇身一变为民主怪物。首先，作为台湾大政方针的决策机构，陈水扁和其僚属却可以不必受民意机构的制衡与监督，“总统府副秘书长”之流可以公开把手伸向司法，为扁家充当金钱与权力的掮客。“超级总统制”下赋予“陈总统”大量的权责不对等，让贪腐的“陈总统”即使在丑闻缠身时仍旧可以安坐如山，还可以将自己贪腐的证据任意核定为“国家机密”。固定任期制中领导人民意基础迅速消退的弊端由此显现。再次，台湾的司法体系仍旧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虽然不能明确特定案件受到特定政治力的干扰，但侦办扁案的特侦组在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未施压和国民党施压的三个时期，表现出的不同办案态度十分令人寻味。司法独立性的缺失不仅导致办案效率的低下，更令司法的公正性备受质疑。最后，八年的朝野对立严重损害了正常政治体制的运作，“监察院”6年空转，让原本可以有所作为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而激烈的蓝绿冲突让陈水扁又每每可以将自己的贪污丑闻与统独争议、政治斗争混为一谈，以政治冲突来转移司法焦点，至今屡试不爽。
　　
　　考察陈水扁案背后的深层原因，与台式民主体制的不健全密不可分。缺乏成熟的政治社会运转让陈水扁民粹主义的诉求往往能够占据上风；法治不独立又使得绝对权力无法受到有效制约。陈水扁案从肇因到结局，都应该引发台湾社会对台式民主的省思。
　　
　　至于阿扁被押之后还会怎样？从昨晚阿扁坚称自己被法警打伤的闹剧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庭辩和诉讼中，情节曲折的各台大戏一定不会少。但事证明确的阿扁，很难再有无罪脱身的可能。陈水扁目前操弄独派民粹，赌的就是入狱之后，仍旧能够保有一片政治地盘。民进党则在陈水扁被声押后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表示声援，甚至还传出将由党主席蔡英文亲自“送温暖”。虽然陈水扁入狱，其影响力将随着自己案件的展开而日渐削弱；但八年执政的民进党很难说和陈水扁的弊案毫无关系。扁家和民进党的政治生存博弈，不但不会随着陈水扁的入狱而终结，相反会随着陈水扁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而愈发激烈。曲未终人未散，阿扁入狱只是下一幕戏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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