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因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主政山西377天的孟学农黯然“下课”,该事故已致276人死亡。近日,记者在临汾采访时,一些当地官员直言压力大。该市某县县长说:“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
或许这名县长是想语不惊人死不休,说自己在临汾作官是在鸡蛋上跳舞。说实话,我除了觉得此论的语言有趣之外,尚无法苟同这一“当官生态”的形象定位。要我说,不管最近山西官场是否成为真正的问责“火山口”,就说山西公仆为民服务的过程好比在鸡蛋上跳舞,我看还为时尚早。
诚然,我国正处在由贫穷到富强,迅速崛起的发展关键期,特别是在人均GDP刚逾1000美元之际,于此转型期,各级领导理应倍感“高危”,对权力的敬畏意识也应随着公权力一同增量。山西三年四次换省长,黑砖窑、黑煤窑、矿难、溃坝等事故此起彼伏。每起事故都拽下一批官员。特别是今年下半年起,一场指向明确的“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专项斗争”在山西打响。那些屁股上“沾煤”的问题官员,那些疏于监管的公仆,此时此刻,当然会浑身哆嗦。
但联系到当前一些官场“庸态”,我们却没法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对官的压力和监督在一些地方或局部尚显弱化。可以这样说,鸡蛋时时有,而跨步上去跳舞的官常常缺。就拿襄汾“9。8”溃堤事故来说,当事故发生后,县里的“一把手”与“二把手”竟联手瞒报,并“翻嘴为云,闭嘴为雨”,抛出事故当天是“无云下暴雨”的怪论。若这些官员感到过压力,体味着自己作官就像在鸡蛋上跳舞,那么,他们怎么也不敢如此“指雷为雨”。说白点,既然作公仆感到压力巨大,那为何我们没有见到一名官员因不堪“跳舞”而辞官呢?
所以说如今在中国当官已属高危行业,窃以为是一种矫情。若搞个当今中国公民高危感的排行榜,当官者,我看只能排至最末端了,排第一位的非那些每天下井挖煤的矿工莫属。作为公仆,如果你感到无监督、少约束、无重负、浑身轻松,那么百姓必感沉重;相反,只有官员感到“高危”,百姓才会“低危”,只有官员鸡蛋上跳舞,百姓才会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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