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思钱永健

　　媒体近日激烈争议，报道美籍华人钱永健获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是否应该强调其是“钱学森堂侄”？我意，赞成为上。有此强调与无此强调，意义天壤之别。

　　不强调钱永健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获诺奖只能说明又有一个华裔进入了诺贝尔奖行列，意思平平。

而强调钱永健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固然可能让个别人产生“钱学森的名望帮助钱永健获诺奖”之误解，但更能让国人痛彻反省：为何钱学森等大陆中国英才六十年无一人获诺奖？

　　若无遗漏，钱永健是第八个获诺奖的华裔，这八个获诺奖的华裔，可见三大共性：皆是中国血统，青少年时期大都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生活求学，无一例外地到了外国才能得到诺贝尔奖青睐。

　　这就怪了，中国人只有到外国去才能获诺奖，而却没有外国人来中国获诺奖？难道泱泱中国是一块与诺奖格格不入的国土？人才在本国反而水土不服？只听说“橘逾淮为枳”，怎么中国人留乡为枳？过淮为橘？

　　回顾五千年华夏史，难免要说“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国人在本国不能有作为，一到外邦却倍增才智，最典型者是商鞅。其本卫国人，乃卫国国君的后裔，却在卫国无法明志，于是亡卫入魏，又不得重用，于是再弃魏入秦。面临亡国之危的秦孝公，与商鞅以霸术见亲，遂授相国之权变法，二十年功成，弱秦大败七国之首强魏。

　　这等奇事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存在于春秋战国时代。其时“七雄”都在追求改革开放，喜爱崇洋礼外，郑国人申不害在本土粪土不如，一到韩国便为相变法，19年使韩国国治兵强；齐威王创稷下学宫，“趋士”、“贵士”、“好士”吸引各国人才论学强国，四方游士、天下学者纷至沓来，“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终于“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大振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然而，由于商鞅、申不害等外才在变法中只知强国富国，而未能以爱民爱才为根本，未能树立重用本国人才的新风，最终都不得不死于自己创立的变法。而齐国的变法止于稷下学宫的坐而论道，对体制改革犹豫不决，终于清谈误国。

　　由是观之，天生一国，必有济济人才，一国若久无获诺贝尔奖之大才，必是其体制出了什么毛病。而若反思只止于海外求贤，纵然来了商鞅、申不害，仍然是远交近压，难以人尽其才。不能真正惟才是举，不拘一格用人才，放手广开言路，任凭天马行空，纵然变法几十年，仍然有国富民病之隐患。

　　因之，我们抓住钱永健获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良机，“下棋思五步”：一为钱学森“留乡为枳”而叹息；二为国中诸多“钱学森”未能获诺奖而自责，反思体制之弊；三为春秋战国时的“远方和尚会念经”传统而检讨；四为申不害、商鞅的变法目标而反省——改革不仅为富国强兵，还需保障人民的诸种权利；五想今日中国改革三十周年，我们的变法宗旨，如何避免春秋战国的改革陷阱。

　　（作者为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