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是制约商业欺诈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里，每个人都是家族延续之链上的一个环节，通过永不断裂的代代相传、环环相扣，家族的血脉就像长河一般永恒流淌。生意人在做买卖的时候就会凡事三思而行，掂量掂量对上是否愧对列祖列宗，对下是否会报应子孙后代。

　　中华民族自古具有善良心性，很早就提出了“仁爱”的思想。拥有“仁爱”之心的生意人，总会掂量每桩生意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他人又意味着什么。

　　小时候在乡下，生意人秤杆上的三颗尾星分别叫做“福星”、“禄星”、“寿星”。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以为这是在祈求多福多寿，其实不然。它们是时刻提醒生意人：做买卖的时候要恪守诚信、童叟无欺。如果缺斤少两，那是要遭报应的：少一两损福，少二两损禄，少三两折寿。其实还有更恶毒的诅咒没有说出来：如果总是昧着良心赚黑钱，那是要断后的。

　　在商言商，做生意总是想赚钱的，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的买卖。那么赚到多少才算够呢？答曰：永无止境。我们常说“欲壑难填”；马克思则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逐利的本性确实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增加了全世界的财富，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力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繁荣富庶。另一方面，它所刺激出来的、无限膨胀的赚钱欲望对自然界、社会和人心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制约的手段有两种，一是由制度、法律的规则实施的外在制约；二是由内化于人心的伦理道德实施的内在制约。这里我想谈的是基于伦理道德的内在制约。

　　从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来看，伦理道德对资本都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在西方的资本积累时期，主要的制约力量是宗教信仰的伦理道德。新教徒认为，自己在俗世的职业是上帝给自己指定的“神圣天职”，他们要毕其一生之力，殚精竭虑地获得职业上的成功，以确认上帝对自己的恩宠，确认自己就是将获救赎的“上帝的选民”。他们履行“天职”创造财富，并不是为了享受和挥霍，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因为俗世的一切都是上帝荣耀的见证，如果自己创造和积累的财富越多，就越为上帝增加了荣耀，就越能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他们只是上帝在俗世的“财富看护人”，代替上帝履行管理和看护这些财富的责任。为了表达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他们杜绝享乐，甚至严格禁欲。这样的一套宗教伦理道德，在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和潜能的同时，又用“救赎或者弃绝”的强大威慑力，制约着资本对世道人心、公序良俗的强大破坏力量。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里，也有许多对资本构成有效制约的力量，可资批判继承。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包含着影响力巨大的“生育文化”，重视生殖繁衍，重视家庭和宗族的价值。人类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渺小的，所以人类总要通过某种方式，让个体的生命获得永恒的价值。正如一滴水是有限的、易逝的，但是如果它汇入了江河湖海，就获得了永生一样。西方文明通过宗教信仰，通过死后升上彼岸的天堂而让个体生命获得了永恒价值的可能；中国人则通过血脉的永续而让个体生命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里，每个人都是家族延续之链上的一个环节，通过永不断裂的代代相传、环环相扣，家族的血脉就像长河一般永恒流淌。列祖列宗就在子子孙孙的血液里、在永不断续的祭祀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和价值。所以古代中国人的两大使命，一是养儿育女，传宗接代；二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光有传宗接代还不够，还要积善行德，以求光耀门第，泽被后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就获得了有效制约资本的强大力量。生意人在做买卖的时候就会凡事三思而行，掂量掂量对上是否愧对列祖列宗，对下是否会报应子孙后代。当他们贪欲萌动的时候，这些伦理道德的力量就会约束着他们的手脚。

　　除了上述的生育文化之外，传统文化中“仁爱”的思想也有力地制约着资本的贪欲。中华民族自古具有善良心性，很早就提出了“仁爱”的思想，“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等等。就是要将爱自己的心，推及到爱他人；要将自己内心的“欲”与“不欲”，推及到他人身上去。对人、对事、对世界都要“感同身受”，怀一颗“恻隐之心”，看到别人遭受痛苦和不幸的时候，自己也会感到难过，并尽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别人增加一些快乐和幸福。拥有“仁爱”之心的生意人，总会掂量每桩生意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他人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自己赚到了钱，别人买到的东西也物有所值，得到效用，那就是一桩好买卖。相反，如果你卖的食物、衣裳、用品、房屋，别人吃了、穿了、用了、住了，他健康受损、身体残疾甚至家破人亡，这样的买卖，即使你从中赚到再多的钱，你又于心何忍呢？

　　所以说，资本的“双刃剑”本性，决定了它必须要受到制约。对资本的制约不但需要法律规则，还需要伦理道德。不然的话，马克思曾经敲响的警钟就会再度鸣响：不受制约的资本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规则、道义和良知，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