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贵阳此次进行的以县区党委书记选举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民主改革,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或曰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页。
7月23日,在中共贵阳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四十八名贵阳市委委员对八名“公推竞岗建议人选”进行了差额票决,朱桂云等四人分别成为贵阳市下辖的花溪、小河、修文、息烽四区(县)党委书记的拟任职人选。
不出意外,他们将很快走马上任。此次贵阳“书记竞岗”活动起于6月28日,八名进入最终程序的“共推竞岗建议人选”(每区两名)系由八十一名报考者经由多项考试选拔而出。据《人民日报》报道,“公开透明”成为贵阳市此次公推竞岗工作的最大亮点。公推竞岗工作进行期间,贵阳市先后发布八个公告,向社会通报每一阶段的进展及“考生”得分排名情况。此外,7月14日举行的公推竞岗演讲答辩和民意测验大会,以及7月23日的拟任职陈述及差额票决,均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全程直播。
这场选拔党内干部的活动之所以获得外界的万千关注,主要在于引入了竞争政治的现代政治理念,而且所竞争的职务是县(区)委书记这样一个区域性关键角色。县级一把手通过公开竞选的方式产生,这对于把党内民主选举改革从乡镇一级向县一级推进,具有指标性意义,这种在实践领域的突破当然是值得击节赞赏的。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民主建设的理论上,这并非突破。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在发表的《选举公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实行选举或竞选”;1936年,斯大林在反驳美国报业巨头罗易·霍华德对苏联民主的指责时说:“你认为不会有竞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烈。”“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最优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就中共而言,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一再表示“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在那时就已经在边区施行了各级政府人民选举制度,亦即选举当时的区域领导一把手。所以从党建理论的发展上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在共产党的民主理论中,选举就是必要内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斯大林最终只是用理论而不是用实践在反驳霍华德,穷极他的一生,他在苏联并没有实行民主选举,而是大搞任命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最后还避开苏共的中央集体领导,指定接班人人选。而毛泽东同志在边区进行的“三三制”等民主选举实践,极大地团结了各方面力量,不仅在抗战时期卓有成效地巩固了中共在边区的领导力量,而且对内战期间各民主党派放弃第三条道路转向中共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可惜的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对这种实践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理论上也逐渐放弃了,以至于爆发“文革”,酿成历史性恶果。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在“党管干部”外衣掩盖下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用人制度的严重缺陷,在他的强烈呼吁下,党内民主改革重新起步,在一些地方进行了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推动了从党内到国家民主体系的一系列改革。但由于传统党建理论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主要还是集中于经济体制领域,就是这样,还引起过颇多争议。虽然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都尚未建立的改革初建年代,邓公的政治改革理想不得不暂时搁浅。
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很多或大或小的改革,改革的指向应该说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糊状态逐渐清晰起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作为现代社会制度的两个关键支点,在中国也基本明确。经济市场化自不待言,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以来,市场化改革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政治民主化如何进行,有没有一张路线图?抛开别的不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基本路线是明确的,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已经郑重提出了这一路线,后来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胡锦涛同志在政治局集体学习和十七大报告中都多次强调这一路线。
那么,党内民主怎么样来带动人民民主?既然是带动,就意味着党内民主应该走在人民民主前面,否则难言带动。纵观这些年的人民民主发展,在村一级有村委会直选,在乡镇一级一些地方也进行了乡镇长直选试验,在县乡两级早就进行了人大代表直选,而人大代表又直接决定行政领导的任命。可反观党内民主,以往在干部使用上,多是党委常委会和上级党委说了算,后来才进行了乡镇党委书记公推公选试验和党委会常任制试验。贵阳选举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目前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县级区域的行政一把手进行了公推公选或者直选,在这种背景下,贵阳率先进行以县区党委书记竞岗,就利用党章规定和宪法、选举法规定的不同发挥灵活性,使党内民主走在了人民民主前列。可以预见,既然县委书记都已经通过竞选产生了,那县长当然也可以通过竞选产生。
就此而言,贵阳此次进行的以县区党委书记选举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民主改革,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或曰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页。基于中国当下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有党内民主走在前列,人民民主的果实才能得以确切保障,政治文明才能从理论化为现实。新近发生的贵州瓮安重大群体事件、云南孟连警民冲突事件都告诉我们,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治生态必须到了改革的地步了。再不改革,再不走得稍快一点,这些地方的公共治理就可能面临着因小失大的危机。因此,贵阳此次党内民主改革实践恰逢其时,应及时总结经验,在党内推广,不断创新。
(作者系《南方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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