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者贺卫方要离开北大到浙大法学院去了。一名教授,离开老东家另择高枝,这在今日中国已不成其为新闻。但贺卫方的离开,还是引起广泛关注。这多少也说明,在今天,教授跳槽也远不是纯私人趣味,而多少带有某种社会的深意。
据说,很多北大法学院学生、同事,都舍不得贺卫方走,要为北大挽留他。其实,谁又甘心离开北京和北大?贺卫方自己说:“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北京和北大资源丰沛,在这边做教授,拿项目容易,各种论证会、研讨会、座谈会应接不暇,很容易名利双收。所以,贺卫方离开北大,必有其“深层次”原因,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和艰难抉择。
有位熟人推测,贺卫方是要到那西子湖畔、月轮山侧,去寄情山水,同时潜心问学。贺卫方没有否认“寄情山水”的用意,但他跟记者强调,浙大法学院尝试“教授治校”,邀他前去共襄盛举,他慨然应允,并想在那里“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信息驳杂,但主旨似乎是说,他是为做事而去,为问学而去。
在美国,大学也搞终身制,若是终身教授,就可以在一所学校服务到退休。但教授们还是跳来跳去,即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未必终身待在某某名校。比如杨振宁,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就有资格终身待在哈佛,或者普林斯顿。但是杨振宁并未如此,他是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的,想必石溪更能发挥其专长。教授在哪儿教书,跟面子无关,似乎也少涉人际恩怨。
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自己的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奠基者,但后来清华居然不聘他,他到上海做了复旦教授。解放后,复旦成为国内顶尖高校,但杨武之还是心有不甘,终身郁郁。在外地做教授,总不如北京好,但要到北大清华,必须先得大名。而既已出名,待哪里都是名利双收,萌生去意,学校也会释出更多资源挽留。
离京“自放”,更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下策。大约两三年前,著名学者裘锡圭带着几名弟子,离开北大,跳槽到上海复旦。当时北大也有人为之惋惜,觉得北大的古文字学从此完蛋,而复旦捡了一个便宜。那时候,裘先生已经71岁高年,按常理,他都早该荣休,还跳什么槽?裘先生没明说缘由,但网上传言跟系里闹僵,待着不如离去。
现在,贺卫方也要离北大而去,他比裘先生高调,行前跟记者作一席之谈。他说自己处未名湖畔,享极大自由,领导也关心他,爱护他。似乎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学校、院系和领导与他相处默契,虽然他要离开,将来大家还是朋友。只是,浙大法学院搞“教授治校”,令他兴趣盎然,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这下天机泄露,表明他与北大即使亲密无间,甚至温情脉脉,但起码在他内心深处还是颇存芥蒂。
59年前早春,柳亚子作词呈毛泽东,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表达回浙归潜之志。毛泽东一看便知,那只是“怀才不遇”的牢骚话。贺卫方跟记者长谈,世故圆融,顾左右而言他。但由他亟欲亲自推动“教授治校”,我们可以想见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地位,想到大学财权、人事权操之在谁,由此推及高校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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