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无处可逃的立场

阎连科是一个谜团似的作家，他身在体制之内，作品却接连被禁；他有严重的腰颈椎疾病，在知天命之年却已经写下5000000多万字的浩繁之作；在新作《风雅颂》中，他朝高校里的学术嘴脸吐了满面口水，而对倜傥不羁的后生韩寒他却赞赏有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长在中原厚土的阎连科不是张万新那种天才型的小说家，而这个钝刀般的中年男人，却又怎样在著作中给了我们如此锐利的感觉？

2008年的仲夏是一个多雨的季节，苍生罹难的年份，天若有情当纵泪。

在《中国社会新闻》杂志专刊的访谈录中，吴怀尧称阎连科为“中国最具立场的作家”。我认为，这并非过高的赞誉，只不过还原了一个敢讲真话的作家真实的身份。所谓“最有立场”，不过是与王兆山余秋雨之流划清了界线。

立场就是讲真话

书籍被禁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皆不鲜见。据说，《红楼梦》就被禁过，而亨利·米勒所著《北回归线》的命运也曾被法庭宣判。施禁方往往如临大敌，而读者却从禁书那里找到了偷情般的欢乐，金圣叹老师曾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大乐事也。

禁书甚至也会成为名利双收的道具，卫慧的《上海宝贝》就是一则典型的案例。这本书被禁之时，已经大卖了近一年时间，前卫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出版商捞足了银子，作者也赚尽了眼球。这种时机下诞生的禁书，其意义是什么呢？当卫慧开始了国际巡游，在西方文化圈受到中国风尚先驱般的礼遇，我终于明白：原来，禁书不过是那个码字的“涉外美女”从国内转销海外的跳板。《上海宝贝》被禁，散发着自投罗网与商业策划的混合味道。

相比之下，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与《丁庄梦》成为禁书，有着迥然不同的意味。因为它们非关暴力与色情，而阎连科又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阎连科的组织身份，从军旅到作协，一直没有脱离体制。可想而知，著作被禁的后果对阎连科所造成的影响，与卫慧辈截然相反。而阎连科因此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所需付出的勇气，却鲜为人知。

《丁庄梦》因为涉及了“血奴”“艾滋病”等敏感题材在上架不久后，即从书店消失。阎连科因其道德担当以及对写作禁区的突破，而获得广泛的尊重和赞赏。而阎连科却并不如此认为，他为自己的作品太过温和，没有表达出真实的惨烈与震撼而心怀遗憾。一个作家的真诚，促使他要在“愤怒与激情的积累”之后，再次涉及艾滋病这一题材。阎连科说，如此，他才能心安。

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安身立命而委曲求全，在真实的震撼力面前不矫揉造作，惟此才能心安。立场就是讲真话，它如此简单，而又艰难。

《风雅颂》，定时炸弹再次拉响

阎连科就像中国文坛的定时炸弹，他的新作《风雅颂》在辗转几家出版社之后得以问世，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议和大批知识分子的不安。

《风雅颂》讲述了一个名叫杨科的知识分子荒诞的人生经历。他是高校里研究《诗经》的专家，当他抱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到家中，却发现同为教授的妻子竟然与校长滚在了自己的床上。接下来的日子，他在高校里先是被讨好，既而被排挤，最终被赶进了高校附属的精神病院。而在那里，一群“疯子”却给了他大师般的礼遇。“飞越疯人院”之后，杨科又和县城里的坐台小姐成为知己。据《怀尧访谈录》透露，因为出版的原因，小说不得不修改了杨科的结局。

即使经过了修改，这样无情的揭露，已经像一弹口水吐在了知识分子的脸上。在研究会上侃侃而谈的专家教授们，此刻仿佛裤裆里被狠命踹上了一脚，他们的文学胸怀荡然无存，以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的面子问题向作者发起了非难。在羞愧不安中，有人指责，《风雅颂》是在影射北京大学，它对高校的描写过于龌龊。而阎连科则坦言，“如果你可以正视，高校里边有很多很多事情比我写的还龌龊，只是大家不愿意去面对而已”。《怀尧访谈录》对阎连科的访谈在搜狐网推出之后，有网友留言：“我是高校老师，高校本身就很龌龊，清华、北大都不例外。”

杨科的荒诞经历诚然折射出了当下学术界的龌龊面孔，但《风雅颂》的意义却不只如此。我认为，《风雅颂》的更大贡献在于，继钱钟书的方鸿渐之后，它为汉语文学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杨科是一个一直在“逃”的知识分子，他用学识与修养伪装了自己的懦弱以及对权力的屈服，然而，在高校的象牙塔里，他依然无法逃脱丛林法则的罗网。他逃回了乡下的老家，却只能从坐台小姐那里借贷人性的温暖。他唯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是他被迫进去，已经逃离的疯人院。人们当下的精神处境，不就是这样吗？

无家可归的窘境

杨科一直在逃，却总是无处可逃，因为时代给了他无家可归的命运。正如阎连科的自述，通过几十年的“漂泊”与“奋斗”，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房子、妻子、孩子，却感觉自己的家不在这里。他心里的家在生他养他的河南农村，可回去之后，却发现一切皆已面目全非。

阎连科坦言，他对奥运会不感兴趣，奥运期间他会离开北京，“找个安静的地方闲散地待着”。然而，回老家却并不能给他带来轻松和安宁，他心目中的家已经遥远不可回归。他能做的，只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歇一歇”。

人类文明的工业化进程，让我们的生命离自然的母体越来越远，最终无法回去。正如诗人黄以明在《远方》一诗中所写，“远方是母亲/道路从远方而来/从远方而来的脐带/剪断之后从此失去/从此让你痛苦一生”。我们正生活在远方，而母亲在另一个远方。

“我们都是远方的儿子/在大地上寻找母亲/母亲让我们终生漂泊”（黄以明《远方》），这就是杨科式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阎连科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