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应该说,群体性事件跟流长飞短的小道消息是孪生兄弟,从古至今,只要出事了,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最后传播的结果,都会越来越离谱。
比如说,现在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都围绕着一个非常相似也非常古老的主题——官员及其家人亲友欺压百姓,甚至逼死人命,警察和司法处理不公。当然,具体的某个事件,是否这样,另当别论,但类似的事情肯定此前应该是有的,即便没有到非常恶劣的程度,但官员的家人依权仗势的事,绝非一地一人的个别现象。
当下的中国,实现政府行为的制度化,法制化,限制官员的特权,使官员,包括警察司法部门行为的公开化,程序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把最终消除今天这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期望,寄托在未来的政府改革上,但火烧眉毛顾眼前,眼前这样的事件,如何应付,是考验地方政府的最大难题。
事实上,类似事件的发生,政府方面若想加以控制和平息,可用的资源还是很多的。但事件之所以动辄闹大,造成恶劣的影响,跟政府方面的处置不当有密切关系。不当之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不当之二,也是相当关键的,是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封锁消息,不让记者进入,不许消息外传。当今之世,凡是突发群体事件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多半跟后者有关。
应该说,这种封锁消息,内部处理的事件处理方式,在信息不发达,而且组织和政府对社会能够全方位控制的年代,还是适用的,是可以把事件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不至于造成整体的震荡,保全政府的脸面。但是,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严格上讲,任何组织、政府,稍微大一点的事就瞒不住人,外界总有办法知道。政府的有意控制和封锁,只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向对政府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多事件,本来就是老百姓认为官官相护,隐瞒真相激化出来的,政府处理的方式,一上来就封锁隐瞒,则证实了这种民间的想象,并使之无限放大,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直至群情激愤,酿成恶性事件。反过来,如果这类事件中真的存在官员的重大过失,乃至犯罪,这样的封锁和控制,也给了这些官员把水搅混的机会,在根本上,既不利于事件的处理,也难保当地的长治久安。
因此,当务之急,政府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首先要做的,是改变长期以来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切实实现政务公开,学会在媒体开放之中处理事件,一则可以将政府内部的猫腻减少到最小,再则可以使流言的伤害减少到最小,要相信,自古以来,但凡流言,都是见光即死的。只要媒体一报道,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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