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事件发生后,众说纷纭。有人谴责,有人为之辩护,甚至还有人对这个“范跑跑”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偏袒。那个著名的境外华语电视台迫不及待地请他去做节目,北京××时报六月七日报导这个“范跑跑”在北京接受媒体记者集体采访的消息,并刊发了范美忠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照片。
这个“范美忠”真的有那么可爱,那么值得我们这些“有识之士”同情和袒护吗?
有人同情范美忠,是因为他“真实”,范美忠真实地说出了自己的自私。有人就拿这一点来抨击那些持道德论来批评范美忠的人,认定了持道德论来批评范美忠的人都是“伪君子”,认为真实的小人比“伪君子”好。这种论调真的非常不讲道理。为什么持道德论批评范美忠的人就一定是“伪君子”?人的内心都有自私的一面,这没错。但是在关键时刻,人是可以克服自私的,是可以做出极高尚的举动的,是可以泣鬼神而惊天地的。嘴上尊崇道德的人有可能是伪君子,但事实告诉我们,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完全有可能像范美忠一样是非常真实的人,只不过他们的真实是向着高尚和伟大而去的。他们的一生都在努力克服着自己内心的自私。这一点,用双臂死死地护着身下4个孩子的谭千秋老师,救下了13个学生后殉职,留下1岁半女儿成孤儿的严蓉老师,已经逃生却再返回教学楼引导学生疏散而罹难的吴忠红老师,抱着学生撤离时被砸断双腿,胸部受重伤,还在叫“快救学生”的苟晓超老师,双手环抱将三名学生紧紧搂于胸前,身体被砸成了三段的向倩老师可以证明。难道这些同样为人师表的人都不真实吗?都是“伪君子”吗?当我们为范美忠辩护时,把这些老师放到了哪里?!!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真正的为人师表者?
范美忠说作为一个人,他有选择的权利。他说生命权是平等的,他没有冒死去救学生的义务,范美忠说得非常冠冕堂皇,非常有“理论”,也非常“真实”。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他当然知道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高尚和卑鄙。他应该知道,历史上许多的卑鄙行为都是在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貌似美好的理由下发生的。汪精卫卖国说是为了拯救沦陷区的人民,日本侵略中国说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叛徒把战友送上断头台可以说是为了能继续扶养八十岁的老母或年幼的女儿。我曾到监狱去采访过一些重刑犯,和他们深谈,他们中几乎很少有人不认为自己当初是没有“正当的犯罪理由”的。只是他们多数没有上过北大,说不出那种特别动听的能打动媒体记者或编辑的“理论”。当然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犯法了。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说,最终有法律卡着他们,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只得低头认罪。而这个范美忠的确没有犯法。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些还存在着许多疏漏的现行法律面前,他的确可以不必去冒死救学生。但是要知道,当时在范美忠面前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监护,需要帮助。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段历史一个时代,除了法律,必须还要有良心和道德约束。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民族也一定不会得到世界的尊重。
还有人说,范美忠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不要因为他说了些什么而大动肝火。
说实话,我特别反感这种貌似公允平和的论调。范美忠公开跳出来挑衅,是什么时候?大地震后的第十天。那时候,震区的救灾工作还在关键时刻,许多条生命还埋在废墟中,数以十万计的军民冒着生命危险在抢救这些生命,举国上下都悲恸焦虑难已。在这个时候,只能有一个声音,就是:冲上去,救人!只能有一个举动,那就是:冲上去,救人!一切妨碍救人的言行,都必须视为“反人类”行为。如果在战争年代,这时候有人说,不,我不想冲上去,我要往后去了,我得先顾我自己,这必然会当作临阵脱逃、动摇军心的叛变行为,或被送军事法庭处置,或者就可能被当场枪毙。当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医护人员和广大的志愿者日以继夜地冒死战斗在废墟上时,还有数十数百数千个学生农民机关干部工人都在废墟下呻吟着等待救援时,这个范美忠跳出来公开宣扬自己的偷生哲学,我们一些媒体装作公允的模样,公然为这种偷生哲学张目,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说事和讨论问题不能离开时间地点和背景。我们现在不是平时在北大的校园里或某个理论研讨会的会场上议论什么是人的权利和自由,你怎么说都行,必须维护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和权利。当下是在“枪林弹雨”的第一线,胜败决于瞬间的“火线”上,怎能允许谈论偷生?!怎么能允许发生偷生的行为?离开这个时间地点背景,我们就不可能得出应该能得出的一致的结论。请这些媒体的朋友去问问救灾现场的战士和志愿者们,他们同意范美忠的言行吗?同意你们那种貌似公允的言行吗?
为此,我的结论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如此卑劣的“范美忠”必须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以正视听!
(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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