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后,美国政府捐款50万美元,令不少国人感到失望。南开大学教授刁大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说,不要老把眼睛盯着政府,美国政府捐款少,但美国民间捐款已有数千万美元之多。
美国政府与民间捐款的巨大反差,原因在于美国特色的公共财政制度、国家政治战略考量以及美国民间社会慈善氛围的浓厚。
美国历史上,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大政府、小社会,最初也是存在争议的。比如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后,联邦内阁的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就主张“强行政”、组建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则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给予社会和个人更多自由。其后,虽有反复或微调,“小政府、大社会”基本成为美国的治国理念。
慈善如何组织、如何运行,慈善捐款如何分布,自然也跟这种理念息息相关。
对外,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政府捐款不多,因为美国政府用钱未必如我们这样方便;民间捐款不少,因为民间慈善组织、意识和激励制度都相当成熟发达。
对内亦如此。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型国家,类似弗里德曼这样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主张慈善应是基于自愿的民间行为,民间慈善会比政府做得好。所以在美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需要“吃皇粮”是不可想象的。
民间慈善可说是美国公众福利的支柱。也有与美国不同的模式,比如瑞典执政党社民党的治国理念就倾向于“大政府、小社会”,公众福利、助贫扶弱全由国家埋单。因此在瑞典,民间慈善只是国家福利的一种补充,并非支柱。
慈善未必要是政府行为,我之所以用“未必”二字,是因为官办慈善或民办慈善不是非此即彼,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慈善组织的方式,但不能政府慈善办不好,又抑制民间慈善的成长。我们到底选择怎样的慈善,当是汶川地震过后,我们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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