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大地震后的日子里,我近乎偏执地盯着电视和网络上的地震信息不能自拔,与同胞们一样为死难者同悲同泣,为获救者和待救者同喜同忧。与以往救灾不同的是:除了军队、政府和官方慈善机构之外,有众多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直接走向救灾第一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响亮名字——志愿者。
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最有力量救灾的是政府,最有热情救灾的是民众。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公众一面为温总理在灾区的表现感动,一面对政府部门和官方慈善机构的公正性和效率仍存疑问,对善款的使用、帐篷的采购价格以及救灾物资的去向等等,都存在争议。很多人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定捐款用途,或者委托给信得过的NGO(非政府组织)。此时此刻,民间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救灾现场,是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改革开放后,民间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复苏。“胡温新政”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但长期以来,民间社会的成长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此次救灾中涌现的大量感人事迹,却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两者的互补性。不久前,我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到自己的观察:“官方与民间机构各有所长……官方背景的机构在协调交通部门运送物资上占有优势,对账目的管理也更有经验。而民间机构的效率更高,行动灵活,宜发挥各家所长。”“现在的混乱是因为过去开的口子太小,待到发生重大事件,各家经验不足。但非政府组织参与集资救援将是发展的大方向,社会责任要分担,不要包办。”(沈亮:《捐赠如何捐?怎么花?》,《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
除了大批志愿者参与救助外,公众参与救灾监督也很有必要。毛泽东在1945年对黄炎培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须谦让,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主人,公民不仅有义务也有权利。捐赠人要求官方机构公布善款、物资的明细,与纳税人有权监督政府收支是同一道理,只不过对捐赠的监督更为直接而已。
志愿者的大量涌现,正是出于“人人起来负责”的社会责任感;而民众对政府及官方机构救灾活动的监督,则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具体体现。如何因应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值得思考。目前民间积蓄着一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能量,在传递圣火和呼喊“加油”都可得见,将这种能量引向何方,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地震中复归的人性和凝聚的民气,令我在敬畏自然之余,倍感有幸生于中国。大地震是地质构造的大整合,也将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976年唐山大地震结束后两年,中国开始了一场社会大整合。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是否将启动新一轮社会整合?
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健康和谐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理念下,我们人人都是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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