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灾后重建的重心

　　经再三确认没有幸存者之后，救援队伍已经全部撤离受灾最重的北川。永诀北川，标志了地震灾区的现场抢救从整体上说已经结束，也标志着灾后的安置与重建立刻开始。安置与重建的“新闻烈度”不一定那么大了，但是实际工作的难度绝对不小，甚至可能更大。

　　这是因为，地震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灾难症候群”。超过6万人死亡，接近3万人失踪，还有大量的伤员，以及约500万失去家园需要安置的灾民，这是地震伤害造成的人身伤害。不仅如此，被地震“震”出来的还有社会后果。大量照片或视频显示，垮塌的学校教学楼废墟上，可以看到很多砖头和预制板，却很少看到像样的钢筋，或者干脆没有。

　　也许每一座楼房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是谁能否认，教学楼的大量垮塌，宏观上反映了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微观上反映了教育投入不足以及质量监管体系失灵呢？

　　灾难一旦发生，现场抢救有所谓“黄金72小时”的说法。但是谁都明白，只要那些教学楼维持不垮的时间再多十分钟，学生和老师应该都跑出来了。这样的十分钟才是真正的黄金时间。而存在震不垮的希望小学，它们充分证明，为了保证建筑质量而花的时间，是“钻石时间”。

　　成千上万的家庭，齐刷刷都没有了孩子，这是怎样的悲剧呢？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容纳和承受所有家长们的痛苦、愤怒和谴责。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觉得，化解痛苦和真正到位的灾后重建，必须依赖于一种巨大的、深刻的、目标明确的体制变革。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创新的精神，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保障体系。之所以强调着眼于制度，有两个理由。

　　首先一个理由是，如此巨大的灾难，应该有同样巨大的制度变革方能平衡。让我们这样来看，灾区人民替我们承受了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种种苦难；我们不仅有责任提供救助与物质补偿，而且要将这一切转化为制度改革与制度进步的契机和动力。而同样重要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到十几万抢险救人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消防队员、医护人员，还有难以计数的志愿人员以及媒体工作者，他们在地震废墟上树立了伟大的精神丰碑，由此带动而成无比高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这样的精神和凝聚力，需要通过明确而实在的制度平台，长久地保持和传递下去。

　　为什么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保障生活安全，提高生命尊严，而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实在太弱了。在我看来，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也可以说，广泛而可靠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是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框架结构。

　　第一个层次是社会福利。这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由公共政策、公共财政、以及公共行政共同实现的再分配制度。这种制度保证公民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本需求以及免于风险(例如失业)等方面，有权利获得福利保障。在中国，福利提供要坚持公民平等，满足需求的原则。在灾后重建的背景下来谈这个问题，我主张，以受灾民众为基础人群，直接为他们重新制定新的福利制度，使他们获得终身的、没有身份歧视的、全国流通的福利保障。我并没有具体的设计方案，这样的短文也不能谈方案。我要强调的是，使受灾的民众成为新福利制度的第一批受益者。而且我相信，真正缺乏的不是财政资源，不是政策设计，而是决心。

　　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慈善。这是由企业、基金会、慈善机构乃至宗教团体等等所构成的社会救助渠道。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两个方面有明显弱点。一方面是慈善事业管理的公开、透明与监督不够，它会影响公信力，教训很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含量不够，这指的是缺乏贴近对象真实需求的专项方案设计，缺乏为此而进行知识整合与技术整合的经验与能力。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服务。这主要是由各种类型的基层民间组织所组成的服务网络。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类型的组织中有大量的“单一问题关注组织”，例如专门关注轮椅人士、失明者、自闭症儿童等等。对于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来说，定向的、专业的、持久的关怀服务非常重要。谁都知道，媒体的关注、公众的热情总是会过去的，再好的福利制度也不能涵盖个体差异，但是，以地震幸存者为例，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创伤，可能会影响他们上学、就业、婚姻以及生活各个方面，严重的伤残会终身存在，很多困难现在想不到。因此需要有一种力量，有针对性地送达特定的福利与服务，反馈他们的信息，甚至再次为他们争取新的社会关注和新的福利政策等等。这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环节，也是重要的社会分工环节。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观念与法律环境，这种社会分工就发展不起来。

　　如果以上三个方面能够互相配合，良性互动，地震灾难幸存者重建生活，才有可靠的制度依托和长久的社会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