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眼中的严打：折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背景

　　无论是“专政”还是“严打”，20多年的“严打”之后，2004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都折射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

　　在刑事政策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先是“专政”，后是“严打”，再到如今的“宽严相济”，它们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法制形态。

　　新中国建国后，明令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并先后制定了一些应急性的单行刑事法规，如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法律之外，更多的是依靠政策来打击各种反革命，处理敌我矛盾。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书在关于怎样认定犯罪的论述中，强调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7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写了一本《刑事政策讲义》，指出在认定犯罪的时候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要查明被告人的出身、成分和一贯的政治表现等。

　　1979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仍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如分则第一章中的“反革命罪”，是因为当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什么是反革命罪，以便划清反革命罪与非反革命罪的界限，这是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一个传统做法”。

　　随着改革开放和重心转入经济建设，这种“大词”哲学开始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犯罪领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促使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作出反应，如经济犯罪的日趋严重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83年又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等一系列打击经济犯罪的单行刑法；整顿社会治安的需要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的核准权。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收回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等等。

　　1979年的刑法典，反革命罪的死罪占到所有死罪的一半以上，随着国家的主要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中被以反革命罪定罪判刑的越来越少。1993年，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截至当年10月，我国在押的全部人犯为120余万，其中反革命罪名的人犯只占0．32％，即3840人。可见，刑法已经倾向对普通刑事犯罪的打击，包括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等。在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打击中，一个新的词汇诞生了，这就是“严打”。

　　1983年，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刑事犯罪上升的形势下，邓小平提议开展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严打”斗争�熤泄仓醒胙杆僮鞒隽嗽谌�国开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斗争的决策。此次“严打”到1987年1月底结束，历时3年5个月。它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严打”的关注。

　　原本以为通过一次“严打”就能恢复到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的那种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但根据社会治安实际状况，1996年又展开了第二次“严打”，2001年又进行了第三次“严打”。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无论是“专政”还是“严打”，20多年的“严打”之后，2004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都折射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对这种变迁作出合理的解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当是身处这块土地和这个时代的中国学人的应有担当。

　　（作者为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