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杨玉良院士提及,到2007年,中国每年培养的博士数量已居世界首位,中国扩招博士没有必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同意此项建议,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博士是没有必要培养的,官员、专业水平超过博士的教授、研究员,以及从事用不着博士专业知识工作的人员读博士是浪费。
现今博士之滥不在量的多少,因为大多数专业博士的学习依靠导师的很少,只要刻苦钻研,大都能取得成就。真才实学的博士越多越好,包括官员队伍。发达国家的众多高官,大都是名牌大学博士。问题在于:如果在有限的名额中,该读博士的学子和教研人员难进这道门槛,没必要进的,没时间和能力作论文的官员却占了不少位置,就不正常了。即使博士招得再少,某些部门官员如果想读博,都能如愿,那么愿意读博的官员越多,挤掉的普通考生便越多。
笔者不时接触到一些官员,常听他们说起某某单位某某人邀请自己读博,乃至有人说读了这里的怕得罪了那里,因而举棋不定云云。也就是说,是众多招生单位主动伸手邀请官员读博,笔者权且称作博士学位贿赂。有的官员博士和招生单位、导师之间,以读博为纽带,成为利益共同体,通过公共资源的交换互得利益。
显而易见的是,有的官员读博能得到不少好处,成本却非常低廉。比如培养费不必由自己出,论文找人代笔,等等。招生单位或导师,通过母校和导师这层关系,获取项目、资金,或为私人谋利。博士学位贿赂是隐蔽性很强、冠冕堂皇的贿赂。招生单位和导师权力大,承担的风险低:他们有评阅试卷、面试裁决应考人合格和不合格、邀请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等权力。而同一城市同一专业的学者,就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有些答辩委员会清一色由导师的朋友和学生组成,碍于情面,谁还会投反对票?
博士数量多少,本来没有合适的衡量标准,也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比如一个人打算跳槽,便先去读个相关方向的学位,至于是否用得上,二者没有必然联系,仅仅是一个可能性工具。而提出“培养博士多少算合适”这个话题,说明以业绩衡量人的机制远没有树立起来,学位跟待遇挂钩,盲目看重学历的倾向严重存在。既然如此,亦即博士学位可用于占用别人利益和公共资源,则博士就应当是货真价实的。要想提高博士质量,不能仅以数量说事,必须把紧几道关:读博人培养经费的来源;论文的严格匿名评审;答辩委员的非导师邀请;论文抽查效果不合格时对导师的处罚,等等。没有对博士论文质量的严格考量标准,纯粹以招生数量多少说事,没有实际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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