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人们至少记住了你的名字

　　对于不了解他的人而言，恐怕很难理解一个人何以能既“中国”又“去中国”、既蓝又绿，既满口不离传统又一刻不停地抨击传统，但在柏杨自己，也许再顺理成章不过

　　柏杨走了，2008年4月29日凌晨1时12分，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对于笔者和大多数中年左右的中国人而言，知道并记住柏杨，是源于一场批判，一场对“不爱国者”的批判。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轩然大波，20多年过去，至今余波仍未平息，推崇的人将之比拟鲁迅，比拟《狂人日记》，认为他直指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振聋发聩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好书；而批判的人则斥之为数典忘祖，认为他和他的书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从本质上恰暴露了他自己的“丑陋”。

　　此后不久这些喧嚣和口水忽然变得细若蚊足，柏杨由“丑陋文人”，悄然转型为“爱国学者”，以传统文化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在国内众多学术的、商业的、或亦学术亦商业的，官方的、民间的、或亦官方亦民间的场合。然而这段中兴好景不长，随着民进党的上台，随着柏杨公开其对民进党执政的期许，他的名字连同对他的褒贬一并束之高阁，许多年轻朋友甚至压根不知道柏杨是何许人也。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是褒是贬是议论，万千声音中独缺一味——柏杨自己的声音。不要说解释或辩驳，即使他的著作也难得见天日，《丑陋的中国人》曾风靡一时，但认真读过、读完的只怕不多（不论推崇或批驳的）；《中国人史纲》、《柏杨版通鉴》，恐怕只能在图书馆里能找到些孑遗，近年来红遍中国大地的戏说史、白话通史，柏杨可谓开先河者，但这些热闹仿佛与之毫无关系一般。柏杨在世时号称铁嘴钢牙，但对此只怕也是无可奈何罢。

　　在大陆如此，在台湾何尝不是如此？由于众所周知的“绿岛”身世，他被许多惯以蓝绿划线的台湾人理所当然地划归绿营；国民党当政时他的粗声大嗓，和民进党初上台时他的温柔喜悦，更令他的绿色造型栩栩如生。而他对杜正胜的冷嘲热讽，对“去中国化”的不以为然，又让不少推崇国学的人喜出望外，尊之为传统卫士，就在去世前不久，还出现了马英九“榻前访贤”的一幕活剧。也许是老了，也许是疲了，晚年的柏杨渐渐变得寡言，是蓝是绿，是清是浊，对他人而言或许十分重要，对一个行将就木、而且研究了大半生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而言，恐怕已是无需牵挂、或者就算很牵挂，也自知无力回天的了。

　　事实上柏杨就是柏杨，几十年来他的妻子虽换了4个，思想却并没有换过。他嗜读史书，却并未一头钻进去，而是一直试图用一个“批改者”的俯视角度去解读、去评说，去再诠释，他对“中国”或“中国人”恐怕是有感情的，否则便不可能写出《中国人史纲》卷首那一大篇激情澎湃、让人久久激动不已的抒情文字，便不可能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以“需要一个魏征”对即将登上高位的马英九殷殷嘱托；但他对中国或中国人的“丑陋”却是毫不留情、毫不给面子的，因此才有名噪一时、争议一世的“酱缸说”，才有围绕着他和他的著作，层出不穷、至今不绝的异议和喧嚣。

　　对于不了解他的人而言，恐怕很难理解一个人何以能既“中国”又“去中国”、既蓝又绿，既满口不离传统又一刻不停地抨击传统，但在柏杨自己，也许再顺理成章不过：他所赞者传统之美，所弹者传统之非，好好恶恶，理所当然。虽然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洞察力和学养终究有其极限，未必时时事事都看得准，说得准，但谁也无权质疑一个学者用自己之眼去看，用自己之口去说的神圣权力。

　　他抨击两蒋，抨击国民党，最终给送上绿岛，是因为他视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如酱缸；他一度对改朝换代热情颂扬，对民进党寄予厚望，是因为他把这些同样反过两蒋、蹲过绿岛的难友视为同志、知己，希望他们富贵不忘贫贱时，能以自己的作为砸烂积弊已久的酱缸；他此后和民进党政府拉开距离，再度板起异己的面孔，则是通过这些年的冷眼旁观，他已看清了一个原本不愿见到的现实：酱缸还是酱缸，只是换了个主人而已。在别人或困惑、或恼火，在他何尝有之？他没有蓝，也没有绿，而只是本色；他不是卫道者，也不是灭道者，而只是柏杨，一个用嘴骂人、用笔闯祸的文人而已。

　　同是争议人物，同以骂出名，柏杨并没有骂出李敖的前程；同是绿岛难友，同以反蒋著称，柏杨也未作出陈水扁的“功业”，读了一辈子史书、也批判了一辈子史书的他，临终劝马英九“找个魏征”，但他自己却注定做不得魏征、更做不得唐太宗的，他只能做柏杨，一个自生至死都充满争议的文人。

　　他的戏剧性人生因《大力水手》漫画时间而渐入高潮，又以动画版《丑陋的中国人》划上句号，可谓始于漫画，终于漫画。也许时过境迁，也许人走茶凉，《丑陋的中国人》动画，未必能获得当年同名印书的轰动和影响，但那幅柏杨本人的漫画像，却极可能被许许多多的人铭记很久。

　　安息吧，尽管世人未必认同你、甚至未必真的了解你，但人们至少记住了你的名字——虽然你真正的名字“郭衣洞”，恐怕会继续默默无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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