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浏阳市委书记易佳良等七位领导干部自己掏钱租下2.8亩稻田,当起“农夫”,虽然易佳良一再强调租地种田是个人爱好,但此举仍然引来了关注。支持者认为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可以了解民情,反对者认为这容易变成集体作秀。
我想,如果换成一个普通市民或者哪怕是个大款,去农村租块地锄禾插秧,恐怕都不会引起争议。那么,为何市委书记这样做就备受关注呢?
不知从何时起,在某些地方,对政府部门的质疑,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对公共政策的怀疑,似乎越来越普遍——在这些地方,只要是公共政策出台,往往就会迎来一番质疑,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种质疑的情绪似乎更强烈。不能说人们的质疑没有道理,但是,这也恰恰反映出一些人情绪中的“监督焦虑”——一方面,他们对于监督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抱有很高的热情,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目前的监督工作力度不够大,这也许就是“监督焦虑”产生的重要原因。
心理学上“焦虑”的一种情形,是指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的愿望未能得到满足或积极性未能得到实现而产生的紧张情绪。而这里所谓“监督焦虑”,就是源于人们的监督愿望未能得到满足,监督积极性未得到实现。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大原因,就是在某些地方,所谓群众监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不但群众监督没有制度化、法制化,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也没有切实保证,在少数地方,还会出现你监督你的,他照样干他的,甚至谁监督谁倒霉的情况。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让人们生出挥之不去的“监督焦虑”。
虽然我国法律也赋予公民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但这种监督在效果上往往无法对监督对象的违法行为构成直接压力,公民的监督权有时还容易流于形式。事实上,政府官员的职业角色,决定了他们必须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如果公民的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形同虚设,民主政治就会大打折扣。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增加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对于社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群众对政府部门和领导部门的监督权,才能逐步消弭公众的“监督焦虑”,也才有利于政府工作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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