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改革：中国版的转型道路

今年2月24日，被媒体对其健康状况广为猜疑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终于将古巴最高权力职位——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交给其弟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交接，尽管表面上是兄终弟及，但是由于两人执政理念上早就透露出些许不同，因此也广受媒体关注。

早在2007年7月26日的革命纪念日活动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因病没有出席，而劳尔·卡斯特罗在这一场合下说出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花得比他们拥有的还多。这道理看起来简单，但我们却一直没有按照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来思考和行动。为了得到更多，现在我们必须生产得更多。”

这段话也被舆论解读成古巴政策开始转向的标志，毕竟菲德尔对于古巴人而言，是革命偶像与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引领着古巴以区区弹丸之地，对抗着隔海相往的资本主义美国。但是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取消了对古巴的经济援助，使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考虑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下如何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毕竟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难以满足古巴这样的岛国经济，而生活水平的低下又会不断侵蚀古巴从1959年革命成功以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前苏联的瓦解，也正是经济问题最终压倒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古巴就已经开始有限度的改革，但是这一改革措施由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担心经济改革会造成"不平等和特权"，因此曾经一度的开放政策又逐渐紧缩。而古巴现有的经济情况却不容乐观，这首先体现在农业发展的低水平，古巴人民的生活基本靠配给制，而且数量仅足果腹。但是古巴却将近有50%的耕地处在休耕与闲置的状态，农民由于政府收购农产品价格偏低，而不愿意投入精力去从事农业。

民生问题如此迫切，自然就会面临"革命成功以后怎么办"的选择，是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的革命，还是根据时势，调整发展策略，作相应的改革。3月以来，就在劳尔?卡斯特罗接班后不久，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3月24日，古巴政府宣布放松个人购买电脑、DVD机、录像机、电视机、高压锅、电动自行车等家庭日用电子产品的限制；28日，古巴国营电信运营商ETECSA公司宣布将面向公众出售手机，而过去只有外国人与少数古巴政要才能使用手机；31日，取消了本国公民入住涉外宾馆的禁令。进入四月，改革措施更为激烈，除了将国有闲置土地公开租借给农民耕种外，还取消了汽车的租用禁令，并且还开通了有外国媒体内容的电视频道。如此种种，都意味着古巴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改革时代。

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改革的推动总存在种种隐忧。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比如执政党的权力不能放弃，福利国家、平等的观念不能丢弃，又不能陷入“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窠臼之中，让改革动力在论辩中消耗殆尽。事实上古巴改革在90年代的反复，虽然有菲德尔和劳尔之间的执政理念上存在差别的原因，但是却反映出一个社会主义改革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以民生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改革，如何能够继续维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架构，这对于古巴而言，无疑是一个急需面对的问题。

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范例当中，恐怕中国是最为成功的。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首先从农村问题入手，解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转而又在城市中进行价格改革与市场化改革，逐步将各个生产群体的积极性提高起来。而当内部开始对这样的经济改革有可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时，邓小平92年的南巡，搁置了党内关于"社资问题"的讨论，从而继续将发展生产力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的工作重点。改革三十年的今天，中国已经开始摸索出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即一方面继续以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权力核心，另一方面却放开市场，极大的丰富社会的经济生活。这一“抓大放小”的的改革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而且也让西方国家感觉困惑，为什么一个非西方民主式的国家，却能维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却又能保证执政党的权威，并且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劳尔·卡斯特罗无疑注意到中国的特殊经验，并且在2005年访华之后高度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来学习中国经验。这无疑意味着，中国经过30年所累积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已经成为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新的典范。这种新模式强调以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从而放开市场，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以经济成果反过来促进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权威性，形成一个以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道路。古巴改革今天得以快速启动，一方面是国内民生问题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或许是中国的成功经验也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未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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