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不愿活在历史的谎言中

卡廷屠杀是上个世纪最有名的几次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卡廷惨案》(Katyn)的开场时间是1939年9月17日，画面是迷雾散去后的一座钢结构桥上。桥的两端同时出现了无数逃难的波兰人，一边的人呼喊着“德国人打过来了”，另一边的人则叫着“苏联人打过来了”。双方相互大声劝阻对面的人回去。可是这些惊慌失措、恐惧万分的人们又能退到哪里去？——这个开场足以形容当时在德国纳粹与苏联红军夹击下，波兰这个国家的悲惨命运。在1939年剩下的日子里，前苏联的科泽尔、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这三个集中营总共关押了波兰军官、宪兵、文职官员、警察、知识分子、神甫、工业家等近15000人，另外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监狱中还有7000人。

他们一部分是因为波兰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而主动投降的，另一部分是被零星搜捕的。次年3月5日，苏共政治局签署了处决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活动家”的命令。从4月3日夜开始，各个集中营和监狱开始了屠杀。卡廷森林是科泽尔集中营的墓地，在这里处决了4421人，因为1943年被德国军队发现而震惊世界。导演安杰伊·瓦伊达的父亲就在这场灾难中死去，他当时是骑兵军官。

    81岁的瓦伊达谈到《卡廷惨案》时说，这部电影和他早年的“战争三部曲”有个“遥远的重逢”。在影片开场后不久，一位寻找自己军官丈夫的妻子，在临时医院的地上发现一具尸体盖着丈夫的大衣，然而当她掀起来，却是看到一座耶稣像。这个镜头无疑可以追溯到瓦伊达的名作《灰烬与钻石》里那个著名的镜头：男女主角坐在战争后废墟般的教堂里，前景是微微晃动的、倒吊着的耶稣受难像。这两个时隔40年前的镜头，都充满了悲悯与哀恸之情，令观者动容震惊。在影片中出现的一位遇难军官之子，因为撕掉红军宣传画，在被追捕中横尸街头。这个角色据说以瓦伊达本人的经历为蓝本；同时也令人联想起《灰烬与钻石》的主人公、那个最后死在垃圾场上的右翼抵抗组织的年轻人。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因为是特殊时期，瓦伊达不得不对非共产党阵营的角色含糊其辞；那么现在，在《卡廷惨案》里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敬意，给予他们英雄式的礼赞。

    我并未全面考察过安杰伊·瓦伊达的作品，但在《卡廷惨案》已经无法发现他的经典作品的影子：处女作《一代人》里的“新现实主义”倾向、《灰烬与钻石》里所表现出的“黑色电影”的影响、获金棕榈奖作品《铁人》里的纪录片风格。相比他年轻时期的作品，《卡廷惨案》显得有些沉闷，并且使用了主流的电影语汇，典型的场景是集中营中波兰将军带领被俘军官唱诗的段落。为了最大程度地表现波兰人在战争中如何经历，又在战争后如何面对这桩历史事件，瓦伊达甚至放弃了叙事上的精密，这使得影片仿佛由若干个“浮光掠影式的小段落”组成。纯粹就电影技术层面来说，在叙事与风格上，这位老导演并没有表现出从前的锐意。

    但是，《卡廷惨案》依然令人尊敬。瓦伊达以波兰艺术家的身份呈现了一桩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惨剧。影片结尾处详细描写了这场屠杀：犯下罪行的场面如同屠宰场的机械系统在运作，丧失人性，令人惨不忍睹。而瓦伊达在影片中用了更大的篇幅来表现的是，死者亲人们如何面对这段历史。统治者掌握着军队与传媒，所以也把持着历史。但瓦伊达电影中的人们，却宁可付出生命，也不愿面对谎言。二战结束后，苏联人把这桩惨案推到纳粹头上，而这时的波兰已然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在莫斯科牢牢控制下。而《卡廷惨案》里遇难者的儿子宁可不进大学，也不肯修改写着父亲被苏联人杀害的简历；遇难者的妹妹宁可被捕，也要在哥哥的墓碑上写上正确的死亡年代；遇难者的战友因为曾给苏联做了伪证，良心不安而饮弹自尽；大学的教授为了保存真相，不惜生命危险也要收藏死者遗物。

    在这部影片中，这些人物都不重要，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然而他们却形成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民的群像。他们一致的特征就是——不愿活在历史谎言中的。在我这样一个非波兰观众眼里，这是整部影片最突出、最动人的层面。瓦伊达作为冷战时期的波兰电影英雄，尽管他的技术或许略微老了，但他的良知一点也未老去。这部电影令我想起英国左派导演肯·洛奇在凭借《风吹麦浪》在戛纳获奖时讲得话：我们对历史说实话，才能对现在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