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文字游戏 统计者越“敏感”民众越“反感”

　　从一枝独秀到花开两朵，从劝人开心到面对现实，这至少让人看到了统计者在体制逻辑和管理逻辑上的进步。不巧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转变过程却不是那么顺畅，因为我们看到报道援引某统计专业人士的话说，“考虑到数据的敏感性，是否公布新数仍需要斟酌。

　　从纯个人生活经验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在这个泱泱大国搞统计和数据核算工作的人士，有点像一个兢兢业业的牧师。两者的目的都是劝人开心和乐观。原理也很简单，就是让某些人感觉所拥有的东西升值。有一个相关事例是经常被人引述的：一个聪明人将所有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的价格累加，得出一个高达一千万的天文数字，然后对一个赤贫者说，你看，你应该满足了，你是个千万富翁。于是，据说赤贫者就心平气和了。

　　由此引申，“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称门诊看病误诊率50%”（《信息时报》4月10日），虽然实话实说却不太受网络民意待见。假如换一种不改变原意的表达方式，譬如说“一次诊断正确率50%”。受众可能就会容易接受一些，传播效果或许也会好很多。

　　地球人都知道，这两个例证里边其实有玩文字游戏、数字游戏的嫌疑。就像“国家统计局上调2007年GDP增长率0.5个百分点，新数据为11.9%”（新华网4月10日），虽然传递了一种欢欣鼓舞的信息，描绘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GDP不见得能确切反映真实的生活水平，其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与之相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11.9%如同那理论上的一千万，只是一种假想的快乐，因此很快就会厌倦。

　　相反，“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城镇工资新数据，因私企首次纳入统计预计有大幅下降”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0日），则是直面存在经年的“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统计口径和科学性上所遭受的诟病，至少已经在扩大统计口径、覆盖更多的人群。

　　从一枝独秀到花开两朵，从劝人开心到面对现实，这至少让人看到了统计者在体制逻辑和管理逻辑上的进步。不巧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转变过程却不是那么顺畅，因为我们看到报道援引某统计专业人士的话说，“考虑到数据的敏感性，是否公布新数仍需要斟酌。”

　　在“敏感”与“斟酌”的背后，隐隐透露出异样的味道。所谓敏感，我想其最大症结无非是担心作为一种民生指标的平均工资数据大幅下降，与之挂钩的某些职能部门的政绩和面子会很不好看。

　　而对那些需要交纳社保的私营企业职工而言，这却意味着更现实的利益。因为社保的缴费基数是根据统计出来的平均工资设定的（吊诡的是，纳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的公务员基本不用缴纳社保，而要交纳社保的私企职工却被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平均工资下降意味着要缴纳的社保数额也会相应减少。

　　虽然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会损害职工原本应该获得的社保作为一种保险模式的投资收益，但在当前工资增长远远跑不过CPI的情况下，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将更多现金攥在自个手里，是自力更生应对物价飞涨的无奈之举。而且，正如报道所指出的，新的更具普遍代表性的城镇工资数据的出台，有助于劳动部门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科学调整和落实。

　　在 “佳木斯农行两名自杀行长均涉嫌经济问题”（《新京报》4月10日）新闻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该支行一负责人表示，涉案金额不像外界传言那样巨大，应该只有上百万。贪污数以千万计的官员只获刑有期或无期的情况比比皆是，只涉及上百万是否有必要主动完结自己的生命？这里面的不合理之处暂且不去追究，但那个负责人轻描淡写的语气是不言而喻，这也令现行平均工资统计的偏差凸现得更为严重。一方面，它不可能体现城镇单位职工尤其是处于行业顶端者的工资外“收入”；另一方面，它又将没有进入统计范围的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的窘迫生活隐在数字之后。

　　由此进行分行业、分阶层的工资水平统计在技术操作上或许并不现实，但一味的“敏感”，而在已经揭示的平均工资统计可以改进的方向逡巡不前，连“公布新数仍需要斟酌”，只会加重民众对平均工资统计的反感和不信任。数据与民意没有同感与呼应，民众就容易从合理质疑演变到不满情绪。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对决策过程乃至执政能力认同程度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