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竟成：“藏独”组织西藏青年会的前世与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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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青年会1970年10月7日成立于印度达兰萨拉，选择这一天是因为1954年10月7日解放军进藏，创始人为哲通丹增格杰、 哲通丹增南嘉、 索南多加、 嘉日洛舟尖赞等。

　　该组织领导人及骨干成员大多是随达赖流亡印度时年纪尚小、或在境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都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有强烈的藏独意识，完全不接受除“藏独”外一切西藏前途的答案，前任藏青会会长才旦诺布曾对《亚洲周刊》记者声称“当中国公民还是西藏公民，我们已经决定了”，该组织的发言人曾多次公开表示，为了达到“藏独”目的，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如果武装斗争能达到独立目的，我们百分之百支持”。

　　该组织的核心都受过西方教育，许多人能操流利英语，很懂得舆论和组织的力量，因此一直致力于“藏独”宣传。早在1972年，他们就在德里创办《前进报》，次年11月，创办延续至今的英文《独立》月刊，1976年，在欧洲创办英文版《青年藏人》，1979年，创办《团结》、《事实》杂志，西藏“流亡政府”和东突等分离主义组织联合创办《共同意见》，青年会也起到重大作用。

　　该组织一直谋求通过向外国政府、组织施压，来扩大自身影响，早在成立初期，该组织就多次发起对印度、不丹政府的“请愿”、“抗议”，以“释放政治犯”、“改善藏人待遇”为诉求，争取了一些自感在境外沦为二等公民的流亡藏人同情和支持。1974年4月，该组织发出呼吁，要求国际社会“介入”调查西藏问题“真相”，成为较早谋求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组织。

　　该组织对达赖所谓“中间路线”一直持公开否定态度，早在1980年7月，该组织就阻挠达赖和中央政府代表会谈，声称如果会谈“达赖可能被绑架”；才旦诺布则多次声称，“中间路线”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西藏人民的内心愿望就是独立”，“西藏人‘自发’做任何事”都是合理的；2007年9月3日在美国波特兰举行的藏青会第13届中央全会上，在印度南部长大、1993年就定居美国且拥有美国护照的次旺仁增成为藏青会主席，该组织的暴力色彩更形明显，他本人不止一次宣称，无法保证藏人“只会非暴力斗争”，而在他的影响下，藏青会骨干公开发起了诸如冲击中国驻印度使馆、“西藏自由火炬接力”、“西藏独立月”（2008年3月）等极端、激进的“藏独”活动，公开在全球范围进行“藏独”宣传，声称要“不惜一切”破坏北京奥运，破坏奥运圣火传递，尤其是破坏圣火在西藏境内的传递。

　　该组织目前有70多个分部，遍及美国、加拿大、挪威、瑞士、法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号称拥有30000会员，据中立人士观察至少有13000人以上。该组织自称收入主要来源于会费，但每名会员每年会费仅2卢比，即使按30000会员计，每年会费不过60000卢比，合1500美元，显然无力支持该组织的经费。事实上，该组织主要依靠在全球频繁举办的大规模募捐，和一些组织的资助，否则其不但无法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极端活动，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

　　该组织虽否认参与拉萨暴力事件，但不否认支持这些行为，才旦诺布曾说，不惜采用像车臣、波斯尼亚那样的“恐怖主义手段”谋求藏独，可能潜入西藏境内“割电线、炸桥梁、破坏公路”，并曾派人潜入西藏刺探防务，认为“很容易下手”；该组织一些领导人声称，为了“藏独”，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是值得的”，反对一切“妥协”，认为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是“西藏旗帜在布达拉宫上飘扬，西藏人拥有自己的护照”，尽管该组织未公开承认，但其与“东突”等分离主义恐怖组织有较密切的联系，甚至公开合办杂志。

　　新主席次旺仁增上台以来，有针对性地将“藏独”极端活动放在“独立三月”、“西藏人民大起义”和干扰奥运上，不但几次组织所谓向西藏的“和平进军”，公开向奥运赞助商施加压力，还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了一系列针对奥运、奥运圣火接力的游行、示威、绝食以致干扰、冲击、抢夺等行动，“3.14”事件后，在世界各地一系列针对中国使领馆的冲击，也和该组织有密切关系。

　　该组织公开宣称“只考虑藏人的利益”而无需考虑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因此不论为达到“藏独”目的采取任何行动，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应该的，值得的。他们认为，一旦他们“起义”，中国政府采取镇压措施，国际社会就会施加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这样他们就能引起更多国际瞩目，并鼓励更多人投入暴力藏独的道路。

　　该组织和达赖的关系十分微妙，在公开场合，他们一面声称尊重达赖，在达赖有生之年“听话”，一方面又公然抵制达赖的某些约束，甚至宣称“我们只服从自己的意愿”，才旦诺布曾公开表示达赖转世灵童的方式“过时”，认为达赖死后应该“公推”领导人，现任主席次旺仁增也曾公开指责达赖“软弱”、“与藏人步调不一”。而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与“藏青会”保持距离，尽可能以温和面貌示人，另一方面当藏青会的极端行为引发国际风波后，却避重就轻甚至予以袒护，目前“西藏流亡政府”一半以上的官员都有藏青会背景，藏青会创始人哲通丹增格杰任“流亡政府”副噶伦（相当于副总理）兼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另一创始人哲通丹增南嘉则任“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长”，显然，从主观上，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很难与“藏青会”的言行分割而置身事外，左右逢源，从客观上，利用藏青会的“激进”和达赖的“温和”一打一拉，也的确为达赖争取了更多的舆论声势和腾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