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节约改革成本 城管警察化是迟到的制度正义

　　在日前召开的深圳市政协四届四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杨立勋提出《关于组建深圳市城管警察的建议》的提案。据了解，深圳市城管局也正有此意，正起草相关报告将报给市政府决策。（《南方都市报》4月9日）

　　众所周知，舆论对城管的非议由来已久，口水战此起彼伏，不绝余耳。

客观而言，城管固然咎由自取、骂有应得，但一种负责任的、健康的舆论生态也不能仅仅止于声讨——谩骂指责是最容易的，却也是最无益的，关键问题是在大张挞伐之后，我们必须探询并塑造一套坚定有力的游戏规则，从制度上保证城管被驯服。在我看里，杨立勋委员提出的《关于组建深圳市城管警察的建议》就是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思路。

　　在建设性之外，我更认为，城管的警察化是一种迟到的制度正义。所谓出来混，总要还的。在城管滥权日甚一日的当下，这种试图为城管谋得一个名分的努力，不过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另一个版本。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准行政机构，城管制度的诞生与发展，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如影随形。城市日渐庞大，既有的行政机构对越来越纷乱的市场秩序、治安管理、城市环境等等方面，愈感捉襟见肘、焦头滥额。因应这种局面，城管浮出时代的水平面，它们被赋予了综合执法权，开始深度介入城市管理的细节。

　　可以说，城管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莫大的遗憾在于，政府在成立这种执法队伍之时，并没有给予其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单纯地把他们当成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组织。更令人痛心的是，为城管量身定做定做一个“名分”被长期忽视，致使其在滥权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污名化之后的城管渐渐被当成人民公敌，在城管与公众之间遍布干柴，一点火星就是熊熊大火，如此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毫无疑问，短期、投机、功利气质浓厚的城管管理体制正是造成今日“城管之困”的罪魁祸首。在这种体制之下，城管机构，一无法律授权，二无行政约束，三无资金来源，四无准入门槛。眼见聚集在政府麾下的城管队伍愈发壮大，但他们是谁依然成谜。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吃饭，猎物正是市场、街道上那些疲于奔命的人们，利益攸关，弱者对弱者的欺凌粉墨登场，温和、合法的行政执法是奢侈的。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不能不对城管的警察化寄予太多美好的期待。倘若成行，城管首先就有了一个“名分”，有了名分自然会有相关的制度去约束，他们也会慢慢建立起一种职业荣誉感，不再是一群散兵游勇。其次，他们的薪水会得到制度框架内的保证，执法经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祛除。另外，警察化之后，准入门槛垫高，队伍素质得以提升，一些恶劣行径亦可以得到遏制，起码不会像现在这般猖狂。

　　从目前情况看，城管警察化是最节约改革成本的一种制度设计，也是在经历了深重的阵痛之后，来之不易的一种制度正义，唯希望，它能尽快还原为人们的制度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