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人大代表“消失”拷问社会底层维权体制

真正让人失望的倒不是胡小燕的“言而无信”，而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工的维权渠道依然需要仰仗“同类中的明星”。

为方便和广大农民工联系，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月20日通过媒体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及QQ号。

但是不过几天之后，她的手机彩铃已变成了她所在的新明珠集团的广告，来电全部转入“中文秘书台”，基本处于关机状态；QQ号根本不予接受添加好友请求；链接在新明珠集团公司网站的博客从来没有更新，而且留言需要审核。(4月2日《南方都市报》)

网络上已有很多人质疑胡小燕作秀，还有人发帖表示“小燕，你让我很失望”，更有人抨击胡小燕变质为所在公司的商业广告工具。这一切，恐怕是胡小燕当初公布手机号码和QQ号时始料未及的。刚刚参加完两会的高度兴奋，可能使她疏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既然公布了联系方式，就等于是向社会宣布自己愿意承担这份社会责任。而当你根本无法承担责任时，人们就会产生抱怨，乃至怀疑你当初公布联系方式的动机。

显然，胡小燕对自己公布联系方式后可能承担的那份社会责任，存在严重的低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胡小燕的手机打爆，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即使处于关机状态，一个小时仍有上千个未接电话。在“首个农民工全国代表”的盛名之下，无数的农民工几乎将胡小燕当成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救主”，期盼“自己的代表”能够帮助他们实现长期被忽视与被践踏的权益诉求。纵然胡小燕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期盼，何况在“人大代表”的光环外，她不过是一家工厂的女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荣获央视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殊荣的重庆农妇熊德明。在她因大胆请总理替丈夫讨薪而闻名全国之后，同样面临着今天胡小燕所面临的“盛名困境”：熊德明成了众多农民工心目中的“讨薪高手”，当地及邻省的农民工请她帮忙讨工钱，“100多天来了600多农民工”。

当法律和公权无法为权利贫困的人们提供更多庇护时，他们维护权益的渠道大概只有两条：要么诉诸法律之外的“旁门左道”，以赢得媒体关注作为唯一要务；要么寄希望于强势权力的怜悯，或是抓住同类中的幸运明星作为救命稻草。“跳楼秀”、“讨薪新闻发布会”之类属于前者，熊德明和胡小燕的经历属于后者。归根到底，背后反映的痼疾依然是，农民工维权渠道的不通畅，农民工维权代价的高昂和政府部门的职能缺位。

弱势的农民工群体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当现实世界缺失这样的制度安排时，农妇熊德明无奈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而女工胡小燕似乎有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却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作为“农民工代表”，胡小燕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农民工代言，这固然可贵，但是，如果全国2亿农民工的利益都要靠包括胡小燕在内的三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来代言，不仅不可能而且很可悲。

盛名之下，“农民工救主”绝非胡小燕所能承受之重。因此，真正让人失望的倒不是胡小燕的“言而无信”，而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工的维权渠道依然需要仰仗“同类中的明星”。如今，不堪重负的胡小燕间接关闭了外界联系她的渠道，那些准备向胡小燕倾诉的生活苦难，谁来倾听？那些准备向胡小燕申诉的失落权益，谁来维护？

（来源：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