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思想解放绕不开政治改革这个坎

　　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领域没有太大障碍，讨论什么都可以。障碍是在政治领域。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搞政治改革？为什么要民主？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要把经济搞上去，三十年的时间足矣。

“二战”时的欧洲，打得一塌糊涂；战后西方的重建，从1945年到1970年代，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也就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我认为这是容易的，只要政府不管得过死，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干预经济，经济就一定能搞上去。

　　但经济搞上去不等于发展可持续。把经济搞上去，不需要民主。在强政府体制下，政府适当集权，可能更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但发展要持续，没有民主就万万不能了。去年谈“大国崛起”，大家有一点是比较有共识的。那么多大国崛起的路径可以很多，通过战争、掠夺、商业贸易、科技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看剩下来的崛起国家，只有政治改革过关的国家，崛起了还站得住；那些政治改革不过关的国家，崛起之后又趴下去了。这不需要证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是有些人看不清楚。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是两场改革。以戊戌变法为界，此前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到甲午战败，国人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要靠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但刚开始包括慈禧都不相信，就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的结论也是这样，所以才搞政治改革。即便清王朝那些最顽固的保守势力，最后都认可这点：搞政治改革才有出路。

　　改革应该包括四个层面才是完整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后面三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民主就行不通了。

　　政治必须改革。但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取决于改革时机。我们设想一下戊戌变法，如果慈禧太后当机立断，中国很可能搞成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当时包括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都支持君主立宪。但是她不搞，把责任留给了一个小孩和一个没有主见、没有能力的太后，清朝当然就要垮掉。历史经验证明，政治改革一定要在执政者有能力、有资源、有权威的时候搞，否则就会错过大好时机，这才是主要危险所在。

　　第二，政治改革要突破哪些思想误区？

　　政治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其次就是思想不解放。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我觉得，这是错误地总结了历史。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民主，关键只在于什么时机和什么条件下搞民主。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大家都把它当反面例子，很少从正面总结印度。印度本来就容易动乱，但1947年独立以后，十几届政府都是和平过渡。印度如果不搞民主会是什么状况？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人口资源矛盾，它哪一样都不比今天那些动乱国家少而只会更多，也更尖锐。可想而知，印度如果没有民主，就是灾难，就会比现在很多动乱国家更糟。但是因为民主，印度不管有多么大的问题，政治一直很稳定。而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再一个例子是韩国。韩国在威权政治时期，学生抗议、政变、谋杀，可以说层出不穷。但民主化之后，韩国政治马上就稳定了。即便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老百姓反而把自己的金手镯都拿出来支援国家，使韩国很快从金融危机中得到恢复。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啊！我们过去总认为民主会搞成动乱，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宪政。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我们的宪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能讲宪政，非要把宪政搞成一个敏感词不可？至于把宪政当作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工具，这就更是对法律的无知了。

　　最后提一个建议。广东搞思想解放，是不是考虑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等制度创新的实验，以垂范全国。（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