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祭祖为哪般

　　今年各地的公祭又要拉开帷幕了，其中尤以清明祭祀陕西黄帝陵声势最大。自2004年起，这项公祭活动便已被提升为国家级祭祀，由陕西省政府主办，中央委派国家领导人参祭。今年的活动自然也不例外，据报道，参加者将达万人，要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公祭典礼举行当天，轩辕庙前将以彩旗、龙旗装扮，轩辕桥至轩辕殿通铺地毯”。

　　目下的中国，有多少个历史或传说人物，就会有多少个公祭。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物进入了政府公祭的名单。我个人并不反对民间的祭祀活动，传统文化是一种社会自发秩序演化的结果，当年“破四旧”，把民间传统打倒在地，视其为封建的遗存，造成大众的文化心理空白，文化生活贫乏，教训是深刻的。但是，对于由政府主持各种祭祀活动，我却一直期期以为不然。因为价值之类应当属于民间，政府主持公祭，实际上是由国家取代了社会，挤压了民间社会的空间。过去的实践证明，这种组织起来的习俗从来都是长不了的。

　　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朝廷祭祀代表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是诉诸政权的先天合法性，也即人们熟悉的“奉天承运”。实质上却是黄宗羲所说的“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在一个权威社会，自是视为天经地义。所谓权威社会，就是树立起某个权威来管理社会，权力者通过对社会的严密组织，让公众服从于一个权威之下，以建立起共同的目标，统一的思想。由政府出面公祭，无疑是使某种价值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尽管这种价值本身可能是好的，却与今天所提倡的价值多元化和市民社会相悖。

　　现代国家主权在民，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权利社会。公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奉天承运或历史必然，而是来自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和公众的满意度，“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一点，就连古代的开明统治者也懂得。民心是一杆秤，如果政府失职，人们生活困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甚至吃不起饭，如果人们缺乏安全感，连自己的私房也保不住，自己的土地也会被掠夺，民心就会思变，无论诉诸多么虔诚的祭祀，也是毫无意义的，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有人说，公祭黄帝或其他祖先可以提高民族的凝聚力，这话或有一定道理。中国人自古有崇拜祖先的传统，也有叶落归根、狐死首丘的习俗，但今天早已不是宗法社会，试图单单依靠祖先的血缘纽带来维系一个文化共同体，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恐怕是一厢情愿的宣传性思维。祖先崇拜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不能作为一个现代共同体的普遍价值。就像一个作者说的，自由才是今天的共同体边界。我们热爱一个共同体，是因为置身于其中，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获得生活的幸福。这个共同体所奉行的公共价值，是法治和人权，是公正和同情，它所期盼的前景，是经济繁荣，是政治民主。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这些都远比由血缘关系产生的某个习俗更重要，更具凝聚力。

　　去年《中国青年报》曾刊载一篇调查，接近六成(59.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扮演公祭组织者的角色。最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是政府的大笔资金投入。如国家重点贫困县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耗资数百万元举办一次女娲公祭。又如，2004年后，浙江省绍兴市累计投资2亿多元，新建各种祭禹建筑，终于在2007年使禹祭也升格为“国祭”。尽管这些公祭活动都有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考虑，但调查却发现，有53.7%的人认为，借公祭招商引资是个下策，浪费人力财力，对经济发展没有好处。

　　这说明，许多公众并不赞成这种铺张浪费的文化秀，还是一个普通网民说得好：“公祭之风盛行，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而非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爱国教育。看似风风火火，实则劳民伤财；说是利于经济发展，实是缺少发展的思路。它只不过是形式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缩影罢了。传统文化的弘扬，不是源自几次规模宏大的公祭，而是来自细水长流、日积月累。”

　　作为一个服务性政府，应当是抑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想行使权力的冲动，是脚踏实地地承担更多的服务责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共同体的真正凝聚力所在。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