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张茵，更警惕“审判”张茵

　　“不可以这么做，政协委员应该有一个定位，你既然处在这个平台上，你的话语就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历史要求我们要兼善天下，要有这样一份情怀。”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教育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一位女委员对全国政协委员张茵的提案提出如是批评。

　　女首富张茵钱多胆气大，连提“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富人税负”、“对企业进口环保设备给免税过渡期”三个“反民意”提案，坊间哗然，期待有人能在会上“愤”不顾身，代表劳苦大众驳她个哑口无言。如今，终于有人“愤”了，很解气，但心头还是莫名地飘来几丝警惕：火力没落在提案对错上，而是落到了道德逻辑上——“缺乏兼善天下的情怀”。

　　帽子够大，但我们可以就这么完成对委员张茵的批判吗？作家王小波早就察觉：“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争论，大多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自己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说自己“兼善”别人“不兼善”，依稀晃动着的，正是类似的标签。

　　问题是：作为企业家界别推出来的委员（不是选民选出的人大代表），她当然有为自己所处利益集团说话的权利，甚至说，她就是为了说这些有利于“资本家”的话而来的，咋就没了“情怀”了？

　　再说，提案是否荒谬，不是你我用感情就能定论的。中国企业这两年受到的冲击是现实存在的，珠三角大量工厂的倒闭也证明了这一点，希望在政策上得到扶持，不见得就是资本家们的“新阴谋”吧？

　　再再说，扶持好企业，同时也在扶持企业的工人与他们的家庭；企业难以为继，企业主有损失，企业的职工也没有好日子过，最终受害者还是老百姓。我们不能永远靠着“企业原罪”的思维，简单地认为剥夺企业就是与“地富反坏右”做斗争吧？

　　想起经济学家茅于轼一个很睿智的论断：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从道德上和大多数底层群众坐到一个板凳上很容易，只要高喊两嗓子“上学贵呀、看病难呀、人民苦呀”就可以了，但为穷人说话，要说对话聪明话，而不能只说气话或者一味迎合的无用话。该委员拿出政协报告往张茵头上压——“人民政协要努力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但啥叫“群众”？企业主不是群众？让企业发展得好一点，就不是“为群众办事”，而是“为剥夺群众办事”？

　　道德的高帽你可以用，人家也可以用，大家都用，受伤的人就多了。怎么搞好阶层平衡那是国家的事，代议制的目标是大家都能说上话，让弱势“强”起来，而不是用道德的棒子让某个阶层要么彻底闭嘴，要么说昧心话。有利益博弈碰撞，才能凝聚发展共识，指望是个人就摆出悲天悯人的姿态，这种妄想几十年前有过，但教训也不少。

　　大家之所以对有人批判张茵如此兴奋，甚至忽略了批判武器是否正当，实在是因为忧虑那些为企业家、为地产商着想的论调成为会场的垄断性话语，最终推动了不利于大家现实利益的政策。所以，要从制度安排上、委员比例上、阶层力量上反思调整，最终令不同阶层都能平等地“代表所处利益集团”大声发音，不需要任何阶层饥不择食地操起道德大棒；另一方面，有了“代言权”的人，也需要多一些公共讨论的智慧，比如通过对企业的实际调查，用利润、成本数据等对“企业不愿意承担更多用工成本是基于生存压力”、“企业在排污上尽了最大努力，已经无力可支”进行证伪，这才是面对“麻辣言论”的正招。简单派发几顶道德高帽，到头来只会令所有的讨论陷入口水，丧失平台。

　　道德大棒有风险，迎风挥舞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