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向国民发红包让人很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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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近日，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亿6500万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恕我孤陋寡闻，尽管，新加坡政府已经养成了年年向国民发红包的好习惯，本人才是第一次听说。也正是“少见多怪”，所以，一看到这则消息，就不禁感觉自己的眼睛一阵发热。在我们的CPI已经突破7。1％，而且在官方的话语里仍然找不到“通货膨胀”的时候，别国人民的好福气往往会让脆弱的心灵很受伤。

　　从媒体上得知，新加坡政府这个好习惯的全称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做法，基本上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今年的这份成长红利系针对所有在2008年达到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按2007年所得与住屋价值成反比的原则，每人发给最高400新元到最低100新元不等，另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为强化教育投资，则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童，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相当于人民币1600余元。

　　新加坡的政府盈余全面分享计划可谓是世界独创。严格来说，这仍然属于社会财富二次分配领域的问题，与政府的减税和转移支付行为，并无本质不同。而且，新加坡政府也在红包派送中，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照。400新元虽然不多，不过，也足以能够让人在过春节的时候有个好心情。让我们感觉，新加坡就像一个和睦团结的大家庭。

　　当然，对新加坡国民的红包眼红的，也不止我一个。去年香港财政府库殷实，因此香港政经界和学界均认为，新加坡的财政预算案对香港有一定的启示。大家都在等着香港政府怎样给市民派糖。而台湾的媒体人士，也是见不得新加坡的大红包。中时报发表社论《再一次的“新加坡能，台湾就是不能”》，盛赞新加坡政府卓越的理财能力，并对台湾当局经济发展的无能大加鞭挞。

　　而就我国来说，2007年中央财政超收4000亿元，史无前例的有钱了。这些钱如何花，社会各界也都替中央政府操心了好几个月。据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２００７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表明，中央将集中财力办关系民生的大事、办建立机制和制度的事，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支出，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投入方向来说，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利用超收的财政去弥补我们多年来在民生方面的亏空，是必然之举。然而，这样做是否就是效率最高的，却是值得商榷的。4000多亿财政盈余，通过中央财政划拨，经过各级政府部门之后，必然会发生若干损耗，最后究竟能够有多少落实到每个国民头上，是难以清楚计算出来的。这样有些时候就会很尴尬，你说花了那么多钱投入了民生，我们怎么没有感觉。政府向国民发红包与之相比，则路径更为直接而有效，每个人能得到多少都是清楚明白的，也不会在资金发放过程中被人强征了过路、过桥费。与民生这样宏大而抽象的概念相比，红包反而更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反思的是，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途径，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吗？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能摆脱对各类医疗、教育机构等的依赖，而直接采取政府对公民个人的方式？固然我们的国民多，但是，我们吃公家饭的人也多啊，具体的统计和发放工作估计不存在技术性难题。在猪肉价格飙涨60%，很多人已经吃不起猪肉，只能看得起猪跑的年代，求求你们，减少点所谓的民生投入，还是先实实在在地给我们发个过年的红包吧！

　　给13亿人发红包，也是政府的大事一件。这样，那些深绿的台湾同胞也会得上红眼病，统一大业也许会因此提速。

　　新加坡政府给国民发红包，固然令人眼红，不过，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政府行为身上浓重的父权主义烙印。这种做法脱胎于新加坡家长制的政治文化。发红包的时候，政府像老子，国民像儿子或者孙子。果不其然，红包发完，吴资政就像老子一样开始教训起新加坡人来了，他很不满意的是，新加坡国民在关于红包的讨论中缺乏深入的反思。而对于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公民来说，我们何须在家庭之外再多一个爹？对于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来说，既不需要政府向大家要红包，也不需要政府给我们派红包。不过，即便是有最乐观的心理，这对国人来说，也只能是一种最高理想状态，至少未来若干年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对于，在不论是在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国人来说，能有这样的一个好政府为父，年年给我们派红包，而不是遇上一群豺狼，作为最低理想状态，也是撞了大运。而政府倘能够给大家发发红包，也就可以在历史上混出个“盛世”的名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