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各地都学广州禁猪外运

　　1月28日，广州市经贸委主任赵小穗下达了全市猪肉供应的“硬指标”，本地生猪必须全部供穗，入穗外地猪不得外流，千方百计确保供应广州的生猪每天不少于9000头，冻肉不少于400吨。（国际在线1月29日）

　　一场持续多日、为历史罕见的大暴雪席卷南方十多省市，让缺乏应对雨雪天气措施和机制的南方各地措手不及。

如何临危不乱、处惊不变，妥善处置暴雪灾害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千方百计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维护社会稳定，保持人心安定，是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紧迫课题，也是对其执政能力和领导艺术的检验和考验。非常时期，当然可以采取非常手段，但却不可以违背市场经济原则，重新挥舞行政手段大棒打压一切，依赖计划经济、市场封锁来解决问题。

　　广州的“禁猪外运”核心内容有两点，其一是地产猪必须全部供应广州市场，其二是借道广州的商品猪必须留下。农民或者生猪养殖公司是按市场化运作的，从场房的建设、猪苗的买进、饲料的购入，都依赖自己的投入，他们有权力追求合法利润的最大化。如若事先没有与当地销售部门签订订单或者合同，哪里出价高，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哪里。流动性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不能为了城里人吃肉，就要牺牲农民的利益。除非当地出了比周围地区，比如东莞、深圳更高的价码，让农民心甘情愿把生猪留在当地。这样，又何必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

　　至于第二点，也就是“入穗外地猪不得外流”，倒有了些拦路抢劫、强买强卖的嫌疑，无异于“此路为我开、留下买路财”的行径。是不是广州的每条道路都要设关立卡，安排重兵把守，检查一切过往车辆，发现运输生猪的一律扣押，然后就地将生猪“没收”或者“销毁”？这样做，不要说和公平交易的原则格格不入，也于情于理更于法背道相驰。行政权力不是万能的，总不能够公然挑衅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略吧。

　　退一步说，广州方面真的这样付诸行动，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又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老路。山西说，煤炭不得外运；安徽说，粮油不得外运；山东说，蔬菜不得外运；上海说，电力不得外运……都这样自我封闭、诸侯割据、以邻为壑、自私自利，不要说市场经济秩序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各地不得不放慢或者停滞工业化进程，转而发展小而全经济，或者拖累中央，让国家再次陷入调南运北、分钱分物之中。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30个年头，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不短时间，但对计划经济的驾轻就熟，对行政权力的无限崇拜，对长官意志的过分恋栈，在一些官员那里根深蒂固，一有合适土壤，马上就生根发芽。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和复杂的局面，通过法律的、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往往要最费精力、最伤脑筋、最为困难，而且还要支付相当行政成本，但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最有效果；而通过行政的手段去解决，看起来快刀斩乱麻，立竿见影，却会留下大量后遗症，甚至后患无穷。比如，要求某个群体为另一个群体做出牺牲，这个群体会通过其他途径最终让政府加倍偿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