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怎么成了“诽谤”？

　　“不怕你通报，就怕你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形容。美国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绯闻案等，新闻舆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媒体中的“凯利自杀事件”尽管是一场悲剧，但从中可以看到英国媒体的力量。

俄国媒体披露叶利钦家庭腐败问题，也使这位著名政治家的威望受损。德国最大的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接受一家武器公司捐赠的丑闻，尽管在8年之后才被媒体揭露出来，但此事仍迫使科尔辞去了该党名誉主席的职务。在今天的民主法治国家，舆论监督已经被喻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权”。

　　马克思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同样存在滥用的可能。“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监督制，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监督制约权力滥用的主张，以便让“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等等，都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舆论监督防止权力滥用的设想。

　　舆论监督既以政府为对象，公民就成了舆论监督的主体。当代民主法治的实践告诉我们，保障公民的舆论监督权，是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义务。法治国家的一切国家行为都要有利于发挥而不是遏制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当然，公民的舆论不一定都正确，有时也会有错，但舆论监督即使有错，也是公民的权利。只要不是故意，同样应受保护。反之，如果公民舆论监督有错就要受到追究或赔偿，公民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基本权利的保障就会大打折扣，这无疑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这方面，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索利文诉《纽约时报》案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地警察局长索利文以报纸的舆论监督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为由请求赔偿。但最终未获支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舆论监督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的舆论监督可能有错，但不能因为有错就赔偿，除非能证明当事人是故意的。对比之下，如重庆彭水诗案和安徽省五河短信诽谤案，前案当事人被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送进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后案的几个当事人不但遭降级、撤职处分，还被拘留了10天、罚款500元，其中一名教师被带进拘留所之后，警方才发现他是人大代表。近期，还出现了警察以刑事手段追究记者责任的怪事，令人震惊。

　　舆论监督与诽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舆论监督是公民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而诽谤则是一种侵权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见，诽谤罪要能够成立，必须有“捏造事实”的情节，而且必须严重。反之，公民就社会问题发短信或记者报道相关社会问题正是行使正当的舆论监督权，是民主法治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共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时，曾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舆论监督：“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0多年过去了，今天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指示，重温毛、黄的这段对话，仍然具有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力量。舆论监督，正是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力量所在。现在我们有些官员动辄以诽谤罪来对待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这种做法离我们党和人民的要求、离现代法治文明的宗旨不是太远了吗？在我国推进民主法治与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深刻理解舆论监督的民主意义，必须严肃对待上述所谓诽谤案。对于乱用执法权破坏人民群众舆论监督的行为，坚决加以抵制。这不仅是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需要，而且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我国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