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思考

　　看到英国学者吉登斯最近在广州的一个访谈录，涉及当下的中国问题，其思路有相当的启示。这位享誉全球的社会学家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充满了关切和思考，他提到了中国崛起的意义，“我相信这是一个中国的世纪，这个世界需要中国领导。”这当然是一种鼓励和褒扬的意见，但同时，他在访谈录中所探讨的问题也相当值得我们关切。

　　他认为：“欧盟现在的困境和中国一样，一方面保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避免付出过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这个任务很棘手，也许对中国更困难。”当记者问他：“您率先提出了"积极福利社会"这个新词，认为失去工作的劳动者不应坐等援助，而应通过不断再教育获得新的技能，这在中国行得通吗？”他回答说：“我觉得以"积极的福利社会"为基础设计的教育制度首先要有灵活性，摆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使受教育者能够适应职业的要求。中国的教育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城乡教育差距过大。中国必须现在就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问题，消除这些不平衡现象，以便让劳动力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受到教育，使他们有能力在不同技能的工作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另外，政策的措施是有选择性的，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现状。如果中国要采用"积极的福利社会"的措施，必须考虑使用"新型福利制度"，即通过再就业教育的福利，将劳动者投入新的工作中，而不是一味发福利给他们。”在提及传统福利国家面临的改革时，他指出：“只有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工作当中才能产生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

　　吉登斯的意见与观察，当然不一定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也肯定有继续探讨的空间。但就“一方面保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避免付出过大的代价”的意见来说，仍然有相当的启发性。在这里，选择确实是两难的，必须要在其中取得平衡。一方面是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前提，社会不可能有机会进步，也就失掉了在剧烈全球化竞争中的竞争力，也就不可能让广大人民的生活得到真真切切的改善。没有社会的快速发展，当然不可能有提供社会福利的前提和条件。如果一个社会经济落后，社会发展停滞，其人民也就不可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从而变成一个大家都贫穷的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的困难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而追求经济的发展正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基础。

　　最近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专题节目叫做《“生”于1977》，其中讲到了希望集团的刘永好、TCL公司的李东生等人的奋斗史。过去这些人完全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活在困顿之中，但由于改革开放，他们的企业家的精神得以发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改革开放正是把一个看起来平均，其实却大家都贫穷、国家也面临严重困难的社会改变了。

　　我们都有一个“均富”的理想。但这应该是一个“富”的社会中的“均”。而不是要“均”一个“贫”的社会。大家要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所以，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正是切中要害之笔；所以，社会需要“先富带后富”地发展。我们不能忘掉这一发展经验的启示作用，因为正是这样的发展让千千万万中国人告别了贫困的命运。

　　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在这种发展中避免付出过大代价。应该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让共同富裕的理想尽快地实现。这当然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的福利来满足人民需求。社会应该有最大的关爱和真挚来让弱势群体免于困难和匮乏，让普通劳动者得到更多保护。这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可以永续的前提和条件，也是社会自我提升的责任。如何在这两个缺一不可的方向上取得平衡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其实，近期有关“新劳动法”引发的一些讨论，我以为其实正是对于如何取得这一平衡的正常探讨。讨论的双方都是基于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拳拳之心，只是侧重点和着力点有所差异，这样的探讨是有助于我们更加平衡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

　　吉登斯提出的“积极福利社会”一说，尽管是基于他的社会背景的思考，未必能够适合中国的条件，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改善教育，促进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历史主动性，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