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话痨”体小说，王朔才穷还是创新？

　　王朔2008年的第一部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日前揭开了神秘面纱。这本所谓的“长篇小说”竟然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对话语录，全书共计20万8千多字，但超过20万字的内容全是由两位主人公无休无止的对话组成，有业内人士戏称，以前卫、愤青姿态出现的王朔这次彻底沦为了“口罗嗦的话痨”（《华西都市报》2008年1月4日）。

　　毋庸置疑，王朔的确是高关注度、高阅读率的代名词。昔日就凭一记“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招式，足令文坛各路英雄礼敬三分。如今，他重出江湖，功力更胜当年。古有“诗魔”白居易，“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过分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如今，“癫狂出文人”，隐归多年自认“狂人”的王朔真可谓把“厚积而厚发”的功力修到了家。

　　这不，其出书速度可谓惊人且无与伦比：从去年4月推出《我的千岁寒》，到10月《致女儿书》上架，再到12月《新狂人日记》面世，以及如今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生成，已经是他在复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的第四本新书了！此等“王朔速度”堪比逐月上扬之物价，绝非一般实力派作家之能事。一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折腾出这么多本新书，其创作的勤奋是多么的值得人尊敬啊！

　　“狂人”王朔显然就是“野心”王朔，正在用他的痴人梦呓反叛现实，颠覆传统，企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坐标。看！其颠覆传统的“对话语小说”的大胆举动，未必是将来出版界的一种趋势，但从“狂人”王朔的身上，我们无疑看到了当前文学创作领域的一种新的倾向：许多作家正在把“标新立异”视为文学创作吸引大众眼球的卖点，把费劲心思又故作深沉的“新奇怪异”当成了求一夜成名乃至大红大紫的敲门砖。

　　也许，有“文坛痞子”之称的王朔，在文学创作上的标新立异是体现了其天生具有的探索精神。他献给世人的所谓的颠覆传统的反叛文字，作为时代新鲜物，自然有人赞叹，有人讥讽，结果也就难免是，第一部作品出来后世人惊叹为杰作，第二部出来后就被视为庸作了。但如果像王氏这样，一味追求标新立异的创作思维，必将作家本人引入偏离生活的“白日做梦”的幻觉中，甚至把创作变成“瞎编”，沦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文学创作也就失去了愉悦读者，提升读者的人文价值。试想，没有习常的故事情节，只有形同“话痨”的对话语录的长篇小说，这种叫大多数读者都看不懂的东西会是哪门子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这是作家们“江郎才尽”的副产品。

　　令人尊敬的作家阿城就曾说：“小说的灵魂就在于故事，而非技巧、形式等表皮上的东西。”阿城为此痛恨无内容的小说，如果没有好故事，他宁肯10年不出一本书。相比之下，王朔之流不甘寂寞为强出书，搞出这种把文学创作当成一己情性渲泄的个人文字游戏，虽然换来了作家自己思维的狂欢，但最终蒙受损失的却是对文学一腔热情的无辜的读者。

　　文学创作中，标新立异是必要的，任何创新的形式作家都可以尝试，但要视其最终的社会价值。作家若是一味地为了标新立异而钻牛角尖，其结果无异于走死胡同，活活憋死了自己不算还折腾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