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应该通过提高高校学费的方式,解决穷人的上学问题。他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
茅于轼的这一说法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从他自己的讲话和文章就可以找到根据。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那么,在全社会范围内,穷人的比例是多高呢?不久前,茅于轼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中国的富人在总人口中只占5%”——只占5%的富人的孩子,在高校学生中却占了80%,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如果茅于轼真的关注穷人孩子的上学问题,首先就应该对这种现象质疑,但他未置一词。
也许茅于轼会说,这是因为高校没有把收上来的学费用于发放奖学金或者助学贷款。但经验告诉我们,钱收上去容易,发下来就难了。目前,中国的某些高校负债累累,又能拿出多少钱来发放奖学金呢?再说,即便高校愿意发放,也要对每一个申请者进行甄别,这其中将产生的巨大成本也是一些高校难以承担的,而且,很多钱还会在中间环节流失掉。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奖学金可能会便宜了某些腐败分子,而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生却拿不到多少钱。
至于说到助学贷款,就更难以成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主要渠道了。道理很简单,这会使一些贫困生大学一毕业,就背上巨额债务,使得他们和一些富人家的孩子不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其结果就有可能使大学丧失了拉平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平等的功能。此外,由于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许多贫困生毕业后由于找不到工作,根本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
通过政府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使公办大学以低廉的学费,向穷人敞开大门,这是全世界解决穷人上学难的不二法门。至于富人的孩子“搭便车”的问题,可以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方式来解决。即便在美国,根据2003年《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公布的数字,公立大学的学费也仅相当于私立大学的1/5。因此,茅于轼提的这个建议,说明他既昧于中国的现实,又不了解国际潮流,不过是想当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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