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泛化暴露物权法软肋

　　据央视报道，日前，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的杜甫故里景区升级改造，有关部门勒令杜甫的“邻居们”搬家，却不为村民们提供住处。并且，如有人抗拒拆迁，将被实行“株连”：亲戚中有人当教师的，停课；有做工人的，停工；有做公务员的，停岗；有做商户的，吊销执照……当地村民怨声载道。

　　和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与开发商直接博弈不同的是，这次杜甫故里村民们对抗的是一级政府，所以无力者只能继续无力。等待他们的，也许真像当地一名负责人所说：“和谐拆迁，没一点问题！”但“和谐”的背后，是拆迁“株连”这样的强力手段。曾经为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株连”、“连坐”法，何以回光返照？只缘当地政府祭出的是“公共利益”这一“尚方宝剑”。

　　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给人们带来了私权自信，媒体曾乐观地判断：“物权法将让强制拆迁、圈地运动成为历史名词。”但在难以界定的“公共利益”面前，在配套法律没有跟进之前，强拆仍然是一些被拆迁户逃脱不了的命运。

　　在这个层面上，巩义市政府将景区升级改造带来的旅游效益、城市形象提升宣布为“公共利益”当然顺理成章。但真实情况是，景区扩建后能否增加当地收入完全无法预知，因为国内很多人造景点都门可罗雀。而“城市形象”这一空泛概念本身就有诸多争议。

　　问题是对于“公共利益”之争，物权法似乎也无力回答：现行物权法虽然明确了征收的首要条件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公共利益”在物权法中属于弹性条款。该法并没有对其下定义，也未作具体的列举。由于“公共利益”的泛化，在地方发展冲动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当仁不让的“公共利益”，那么所有的拆迁户在经济发展、城市面貌的“公共利益”面前都必须让步，都要牺牲个人利益。

　　“公共利益”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形下相当复杂，虽然物权法不宜也难以作出统一规定，难以在微观层面细细列举，但是应当在宏观层面划定一些原则性的底线。例如，把有争议的“公共利益”交给各级人大议决，而不是行政权力“一言九鼎”；当“公共利益”的认定产生争议时，明确赋予当事人请求司法审查、裁决的权利。

　　在杜甫故里的拆迁风暴中，还有一个可怕的苗头，那就是有关部门对被拆迁户的“株连”式惩罚，这是典型的政府违法。拆迁补偿安置事项，本属民事法律关系，应由建设单位与被拆迁人之间根据法律进行平等协商处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其职责是监督各方依法平等的协商，而不是偏护一方、压制一方，更不能直接参与到这些民事主体的利益中去。巩义有关方面利用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谋求行政效率，既逾越了公共权力的范围，又滥用了政府的威信和权力，从根子上说就是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