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刚性问责的道歉不过一场“秀”

　　在今天上午洪洞“12·5”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大会上，山西临汾市长李天太代表市政府向遇难的矿工表示沉痛哀悼，向死难者家属致以深深的歉意，并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详见《山西临汾市长向死难者家属致歉愿接受处分》）

　　面对一起造成105名矿工死亡的特大矿难，作为临汾市“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市长李天太负咎躬身“向死难者家属致以深深的歉意”显然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怀着十二分的善意相信，李市长的道歉是诚恳而真挚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说，这种道歉以及附加其上的悔悟感和责任感是轻飘且虚无的。既是因为生命已逝，无法挽回；更是因为我们实在看不出道歉到底具有什么货真价实的矫正价值。

　　李市长宣称“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可谓字字高蹈、直陈大义，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作为“第一责任人”并不确切地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承担责任，除了道歉，几乎一无所能。而这，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困境是，我们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基于官员职位、职权、职责一致性基础上的、运行自如的现代政府问责制度，当官员出现失职导致重大事故时，对其问责事宜全系“组织”的一念之间。如此局面也就造成，失职官员的道歉仅仅在私德意义上存在，无法上升为政治意义上的道歉。

　　毫无疑问，诉诸于道德的道歉不具任何实质性意义，如果没有丝丝入扣的问责机制紧随其后，所谓道歉只能是一场道德的表演。对于那些失职官员来说，或许刚开始的道歉都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但当问责机制一次次遁入虚无，麻木和伪饰的降临当是不可避免的——既不能约束自己再次犯错，也无法儆示其他官员切莫前仆后继。在此，道歉倒更像是一块道德遮羞布，规避责任之余，还可借此达到向公众邀宠，向政府“乞怜”的目的。

　　道歉在时下似乎成为官场流行风，在生活中时有所见所闻，深圳甚至还定章立制，成为失职官员的“规定动作”。某种程度上，相比于众多“交学费”式的自我原谅，这也算是一大进步。而如果政府部门果真是真诚的，则应更进一步，以香港特区政府为榜样，建立“高官问责制”——道歉只是开始，接下来该降职的降职、该免职的免职，涉嫌违法犯罪的，还要接受司法的惩罚。

　　道歉归个人，问责归制度。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道歉，从来都是从硬性制约的制度框架内涵养出来的。只有建立起现代政府问责制度，道歉才不会演变成文过饰非的幌子，也只有如此，温情默默的道歉才能让人信服，看到失职官员脱胎换骨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问责就没有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