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前,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杨达因为感冒,到宁波市海曙区同和医院看病,不久后杨达被发现死在学校。在昨天的庭审中,原告出示了几份医院内部文件,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医生对每个病人用药量必须“达标”,同时必须保证患者“回头”再看病,每个科室每月必须完成。
俗话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因此,我能够理解医院出台相关制度进行考核的良好初衷,为了激励医生勤奋工作嘛。但在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实语境下,这无疑是一剂让医生丧失职业道德、摒弃良知的“迷魂药”,是一种典型的“逼良为娼”。因为任何人,即便是“道德天使”,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时,总容易“迷失”,发生动摇,变得不堪一击,而在强大的制度重压与经济利益诱惑之下,天使变魔鬼的悲剧就会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杨达的死亡是不是于医院的指标制有关,非专业人士的我们不得而知,这需要法律去厘清,相信法律会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案件暴露出医院用药的“潜规则”足以令置身其外的每一个胆战心惊,引发深思,因为,在这种刚性的指标威逼之下,谁也无法保障,哪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其中的“牺牲品”,或死于白天,或死于晚上。
在指标的高压下,到底产生了多少这样的人间悲剧?为什么类似的指标制会风靡各地,成为屡试不爽的“潜规则”呢?这其中当然有着医院谋利的“私心”,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无疑是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残酷现实。比如,在卫生费用具体构成上,国家财政投入明显过低。居民个人支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占卫生总费用的20%左右,到2003年,这个比例飙升到了56%;相对应的,政府的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超过30%下降到了2003年的17%,余下的社会花费也是从当初的近50%下降到了2003年的27%。
显然,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既成事实。医院靠提高患者的医疗费来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实际上是百姓在承担着政府的责任,是将政府的投入不足转嫁到了百姓身上,而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就不难理解。因此,指标制的出现可以说是财政投入不足下的一种“另类表达”,只是不知道这样的“黑锅”,我们还要背负多久?但愿,泣血的悲剧能唤醒沉睡的制度,不再被感冒击倒,没有尊严地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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