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洲牌”外交

　　（作者为联合国秘书长 ）

　　在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前，我一直是一名亚洲外交官。在我担任韩国外长的时候，我和韩国政府极力主张与朝鲜缓和关系。当世界上的某些人要求制裁以及惩罚性行动的时候，韩国则主张推动对话。

　　这也是我在联合国的风格。我相信外交和接触的力量，我把对话置于争吵或者宣言之上。最重要的，我是寻求有所结果的。

　　我们正在缅甸做着这件事。我的特别顾问甘巴里已经回到了仰光。他的任务是诚实地居中，促使政府和反对派领导人（特别是昂山素季）对话。目标就是让缅甸政府释放所有遭到逮捕的学生和示威者，与反对派接触，向民主社会转变并且重新加入国际社会。

　　这一外交行动既不快捷也不容易，很少得到赞扬，而且经常没有进展的迹象。这是幕后的、静悄悄以及充满艰辛的努力。人们要打电话，哄着各国领导人做这做那。这是一场经常不是很和谐的交响乐，由微小的步伐组成，你希望积小胜获大胜。

　　你不指望什么。你只能不断努力推动。也许奏效，也许不奏效。然后你再用另一种方式做努力，为迈出下一步增加可能性。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我们就是这样。我已经花费了数百小时来同冲突各方进行幕后工作，包括苏丹政府、叛乱领导人、邻国以及非洲联盟伙伴。同时，我们正在推动我们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维和行动，给几十万流离失所的人提供食物和保护，并且在利比亚鼓励困难的和平谈判。

　　但是即使我推行我的“亚洲牌”外交，有时候在国际社会外交舞台上还是不免感到有点孤单。

　　我们亚洲人居住在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以及增长最快的经济。我们历史悠久，文明古老，但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还是差强人意。亚洲对联合国的贡献尽管举足轻重，但是还可以更大。礼貌地说，来自亚洲的人道主义援助还不够慷慨。

　　亚洲是唯一还没有地区融合和共同市场的大陆。拉美以及北美构想建立自由贸易区，欧洲人谈论建立欧洲合众国，非洲联盟希望成为非洲合众国，为何没有亚洲合众国呢？

　　亚洲内部如此不一样的原因很多：历史、文化多样性、尚未解决的领土和政治争议、缺乏多边经验以及一个或两个权威中心的主导控制，但是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试图这样做。

　　亚洲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作为来自亚洲的秘书长，我希望这一情况得到改变。我希望看到亚洲更为融合，更为在国际上接触。

　　我特别期望我的韩国同胞们有所作为。韩国人民是非凡的人民，已经独立自主。我希望韩国在世界上承担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在发展领域。发展是联合国宪章的三大支柱之一。韩国人需要站出来发言，做更多的事情，而这需要从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开始。

　　韩国人已经通过六方会谈展现出其通过多边外交解决问题的立场。现在，他们以及整个亚洲需要把他们的技能和成功发挥出来，为当今急迫的全球性问题发挥作用。

　　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亚洲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