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性福”是个社会生理问题

　　在第20个世界“防艾日”来临之际，先后以免费性家教、认乞丐为干爹等轰动事件闻名的珠海斗门区政协委员、地产商人贾永清再出高招，将旗下一招待所辟出专门的房间建设“农民工性福之家”，十元一晚为农民工提供爱巢，凡有当地务工证、携结婚证的农民工夫妻可以大大方方住进低于成本价的招待所。（11月29日《广州日报》）

　　贾委员是个爱炒作的人，但凡“作秀”，固然能吸引眼球，却也常常招来不少骂名——但这一次，即便是炒，即便是秀，也让人无法冷嘲热讽，说三道四。因为他的“性福之家”，戳到了社会最脆弱的神经末梢——农民工的性福。

　　这个问题不重要吗？同日的《扬州时报》说，扬州的艾滋病疫情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农民工占艾滋病患者60％左右。再往前半个月，国内首份《农民工性报告》在浙江绍兴完成：有15.82％的农民工接受过“小姐”的性服务，有24.53％的人有婚外性生活，性压抑后有多达64.71％的人有不良情绪。而深圳的一项调查说，在问到“很久没有过性生活，会选择干什么”时，21％的男性农民工选择找“小姐”，25％选择看黄色录像……这只是几个城市的数字，但反映出的矛盾却绝对带有普遍性。

　　中国起码有1.5-2亿的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边缘。这是一个性欲旺盛的群体，而能够夫妻双双出来打工的、能在一个城市打工的、能经常住到一起的，却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比例。动辄十几人、几十人的大工棚，动辄几个月、一两年的分居，常常导致一些人寻找不健康的性满足，刺激了街头的“发廊女”、城市的暗娼，甚至造成大量违法犯罪——我们看到了太多类似“农民工集体看脱衣舞”、“工棚里放黄色录像”、“青年农民工聚众强奸”的报道。由于这些行为的隐蔽、流动，再加上防艾意识上普遍不强，缺乏自我保护与责任意识，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机会。

　　在防艾队伍中单独提出农民工，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歧视”之意。农民工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艾滋病更是一个令所有人闻之色变的妖魔，当这两者出现纠缠到一起的苗头时，任谁都不敢安之若素，置若罔闻。性是构成每个人人格完整的一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亿万农民工的性问题不仅是个体生理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生理”问题，需要我们从社会整体发展，而不是一味偏见的角度，寻求对策。

　　报道中有一个细节：每晚10元的“性福之家”开张后，入住的农民工既高兴又感觉有些别扭——他们为何“感到别扭也去住”？因为那是一种可以超越“面子”的现实需求；他们为何“入住了感到别扭”？因为这样的“优惠”实在太少，并且不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待遇”，找不到“安然笑纳”的感觉。

　　这几年，各地政府先后出台政策，要“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笔者以为，不妨就从“能过上正常夫妻生活”这个最根本的待遇着手。要么协调出一些能够廉价提供给农民工临时用的“夫妻房”，要么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必须承担类似责任。

　　“防艾日”的时候，我们会到街头宣传一些预防理念，那是一种“引导”；我们更需要去施行一些有用的措施，那是一种“疏导”——惟有让更多的农民工摆脱“住工棚没条件、住宾馆代价高”的困境，这个庞大群体才不至于处身于“防艾高危人群”之列，我们的社会生理才能更加健康。

　　未必有多难，关键要有人做——毕竟，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到贾委员们的性福之“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