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东方早报》载:“金庸卸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阅之愕然:金先生不是早即跨海越洋——远赴英伦读博去了吗?
看下来,或倒也怪不得金先生:原来早在“2005年10月”,金先生即“提出辞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职务”,只是“学校曾再三恳留。
不禁想起此前引发一时舆论热议的“李湘事件”。再抄一段报道吧——“去年12月,李湘受聘成为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播音主持系客座教授。……将近一年过去了,教授李湘教得怎样呢?……由于工作忙碌,李湘自从去年12月受聘教授以来,只在12月和今年3月给学生上了两次课”(10月27日《生活日报》);当时有论者林建平先生撰文质问:《李湘失约,川师敢翻脸吗?》(10月29日《南方都市报》),或倒不免天真如我了。
其实,哪里会去较真、会要“翻脸”呢?凑上热脸还来不及呢!——这不,浙大之再三挽留金先生;实在不行,再“恭请”担任“名誉院长”,不是足为明证吗?
早年的大学,不是这样的!
人多知之:鲁迅先生在北大,只是“讲师”。何以故?并非专职:其一,还在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其二,本职是教育部的佥事,所以,也就只能是“讲师”了。蔡元培先生并不会因为同乡关系,又或推崇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文坛上的声望、影响(蔡先生后曾在《鲁迅先生全集·序》里,誉其为“新文学开山祖”),就奉上顶“教授”的桂冠。即便是早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只因其热心政治,北大亦是坚不聘请;梁先生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那是后来政途失意,一心于治学了的事情。
1917年,蔡元培先生初掌北大,进行人事改革,教职人员选聘,标准其实也很简单——是否具有真才实学,能够胜任职务。当时裁汰冗员、不学无术者,涉及外籍教员,即或外交当局出面干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兴师问罪”,也是在所不顾。
因为蔡先生,知道大学是做什么的,蔡先生深谙大学之定位和价值之所在。蔡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即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要有大学的主心骨,底气和定力!
而反观今日之大学呢?却是热中于拉大旗做虎皮,以名流为广告牌,大树“形象工程”。至于所聘名流,是否“名”归,而“实”不至,又或居其“位”,而不谋其“事”,倒是可忽略不计的。
如此下来,其一,主动也好,被动也罢,在名流,客观上却是有损清誉;而在大学,则是自降品格,徒增虚骄误妄之气(有论者指出,大学不仅如陈平原先生前曾指摘:“官场化”,亦已是“名利场”了);——而最可怜的,为之欺瞒的,则要属要付出大把时光和金钱的莘莘学子了——却道师资如何,进来一看,影都难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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