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穷尽一切手段救人”应成政府责任

　　随着媒体介入，我们从湖北岩崩事故现场获悉更多的细节。据《南方都市报》11月25日的报道，30多名失踪者家属群聚在警戒线外，质问为何暂停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张新洲说，“专家已用生命探测仪探测，排除了有幸存者的可能。”失踪人员家属黄燕则与张新洲打赌：“如果你们搜救钢架，人要是在里面怎么办？”张新洲无语。由于家属质疑，搜救工作重启。
　　
　　这一幕何曾相识，似乎也曾经发生在几个月前的北京某工地，尽管政府相关部门的抢救宣告结束，但被埋民工的家属依然不放弃最后的希望，最终用双手在废墟中挖出了奄奄一息的“遇难者”，创造了生命奇迹。
　　
　　两起重大安全事件，均出现政府施救方认定抢救无效，而家属并不认同甚至激烈反对的场景，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事故现场是否还有幸存者，已经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权利符号。埋在石流之下的人们，但凡有一丝微弱气息，就证明其生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自然不愿放弃这弥足珍贵的生命权利；作为家属对亲人突遭不幸痛心疾首，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牵连，也促使他们坚信奇迹发生的几率，不能割舍继续救援直到最终的诉求权利；而作为普通读者，我们虽在现场之外，却已将命运同悲的情绪共振放置于同一时空，期盼看到哪怕有一个生者的结果，不肯断绝救援坚持到底的声援权利；这多重权利的叠加，就构成了对政府救援的全力督促，让“穷尽一切手段救人”成为事故之后的责任主题，而不仅仅限于生命探测仪探测之类的技术探究。
　　
　　政府对民众生命不离不弃的态度，此刻正应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为止，政府无法准确调查出被埋客车上究竟有多少乘客，那么数据偏差就意味着31具遗体之外的生还者可能。虽然在生命探测仪的可测范围内，生命信号已经消失，也未必代表整个事故现场的完全事实，这不仅是对科学局限的认知，更是对政府救援不可留有丝毫缝隙的反思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