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斌：让权力的归权力，商业的归商业

应区、镇领导及村民所请，在北京经商的亿万富翁王文忠开着宝马、带着保镖回到了河北省枣强县芍药村就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出资80万元，在村里打井、修路，还安上了电灯，并将自己未来5至10年的规划图挂在村口，准备建设新的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和学校。

王文忠的治村模式并不高明，不过是“公司加农户”升级版。只不过，“公司加农户”，需要公司与农户面对面协商、面对面讨价还价，而身兼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文忠却能够跳过这一艰难的谈判过程，未来的路怎样走，直接由他本人规划好了贴在村口。自己是很成功的皮草商人，就将宝押在了在村里建设养殖场和加工厂上

王文忠应该能得到多数村民的真诚拥戴，因为村子穷，而王文忠富，富就证明了他有致富能力。然而市场之内风雨飘摇，谁也无法预料，王文忠的经营行为是否能够永远成功，如果有些村民本来或者突然不看好王文忠的事业，不愿意让自己以及对自己合法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力沦落成为别人赌桌上的一块筹码，与王文忠发生冲突，此时，他冲突的是市场经营力量，还是党政领导力量呢？如果是后者，村民还拥有与之冲突的资格吗？

无论王文忠抱着怎样的理想回到村里，现在都已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红顶商人”。无论他是否真的想造福乡里，谁也无法保证，他所做出的每一项决定能与其他人有益。不同人站在不同立场上，看问题的视角与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分歧本来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然而王文忠同时兼任村党支部书记，意志、利益、权力一经结合，谈判就没有了，只剩下了居高临下地决定。所谓“红顶商人”，“红顶”，不过是实现商业意志的手段罢了。

市场是一个庞大到我们难以想像的主体，市场选择本来是双向的，只要有需求存在，有利益存在，王文忠，以及象王文忠一样的商人自然要想办法扎根农村与农民签约、建设稳定的生产与加工基地，只不过，基地很可能建设在另外一个村子而已。但本村，也能够享受到边际收益。“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赐，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200多年前，《国富论》就这样告诉我们。

很多地方、很多人依然习惯于将这样的市场行为看做恩赐，是因为执着于直接收益。直接收益诚然会大于边际收益，为此做适当让步未可厚非，例如在规则范围以内适当减免税费、征地费等等都是可以的，却也不能让得没了边，甚至连整个管理、监督、决定权力都让出去了，任其做“红顶商人”，干脆将整个村子无偿送给人家任意支配。

我宁愿相信王文忠确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不过，纵然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成为“红顶商人”，成为一定地域之内，可以为所欲为的政治、经济双料强人，原有的理想，往往也会以分外专横、粗暴、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

王文忠诚然已出资80万元在村里搞建设，但王文忠将要在本村建设皮草生产与加工基地，从商业上考虑，他必须这样做，这是整个商业行为的一部分。尽管村里确实能从这一商业行为中受大益。因为正常的经营行为本来就是多赢的。但是，王文忠却说：自己投入的钱甚至都只能算是垫支，虽然不确定以后村里如果真的赚了钱会不会再要回来。仿佛这样做真是仅仅为了村里，而不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商业经营，理直气壮准备以后要村里归还。这相当于，工人在工厂里出卖劳力换回了工资后，老板说，为了让你们有工作，我投资办了这个厂，现在，必须从你们的工资中扣钱出来偿还我的办厂费用！

绝对强势者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一举一动都是在恩赐众生，在这样一种感觉良好中，丑陋与罪恶在积聚、在喷发，而绝对强势者依然感觉良好。

我尽量将王文忠看做一个理想主义者，然而，现实世界注定没有这么多理想主义者，许许多多心怀叵测者会从中看到希望，会争相竞做“红顶商人”，戴起慈善的面具在大地上切割地块后放纵自己贪婪的欲望，当一些地方、一些人为眼前的点滴微利诱惑、为花言巧语蒙骗，最残酷的“圈地运动”将要重视。

有一种可怕、丑陋的行为叫：官商勾结，而比之更可怕、更丑陋的，是官商一体！

王文忠是一个商人，我们欢迎这样的商人满怀创业梦想奔赴农村在广阔的田野上撒播金色的希望，要为他们创造好的投资环境，要保护其合法所得，然而，别忘了，来的时候，要堂堂正正以一个正经商人的身份来，分别与每一位有意合作者讨论、协商合作条款，彼此尊重、互利互惠，而不是以一个“红顶商人”的身份来，借助“红顶“，肆意将整整一个村子当成自家的后花园随意切割、任意规划。

坚决对“红顶商人”说不，让权力的归权力、商业的归商业，这本来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运行法则。